陈毅曾经因为何事深深伤害了毛泽东？

亮剑一往无前

             1929年8月，陈毅第三次到上海。

1928年4月，陈毅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陈毅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

这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

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分五路“会剿”井冈山，处境危急。

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开会，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部分兵力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寻机歼敌，以解井冈山之围。

关于这次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游击的情况，后来陈毅在上海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详细叙述。

他说：“1月14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

1月28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余，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促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

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山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

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

至2月中旬(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正午3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全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肖致平、钟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

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

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后来得知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突围，朱德、毛泽东便率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开展工作。

敌情缓和以后，原有的一些矛盾，忽然变得突出起来。

下山以后，本来就存在集中好还是分散好的争论，军委和前委是否重叠，是否需要保留军委等不同意见，恰巧这时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来信(后称“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信更加大了原有的分歧，并引发了新的矛盾，使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更有了口实。

这时，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到达红四军，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

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了解红军的现状和历史，照搬苏军的一套。

在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上竟作出红四军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的决定。

在湖雷召开的一次前委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种意见：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

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必不可少的程序。

他们认为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等等。

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

赣南、闽西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有了前委又设军委而造成机构重叠，硬要成立军委是向前委分权。

部队打下白砂后，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是否成立军委继续进行讨论，结果军一级设立军委的意见被否决，临时军委一并撤销。

这样，刘安恭临时军委书记一职不复存在，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接替。

军内党内的不同意见弄得毛泽东很是为难，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于是愤而提出辞职，陈毅不得已担任了代理前委书记。

这一次，陈毅是在完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代理前委书记的。

同样，在后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掉毛泽东而自己被选为前委书记更缺乏思想准备。

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五十人。

大会是发扬民主的，发言是踊跃的，敢对任何领导人提出批评。

但有些意见未必冷静，未必经过深思熟虑。

所以与会者情绪一度紧张而对立。

会上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这年9月1日，陈毅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及：“七大”决议之所以能通过，大半是毛泽东让步的结果。

“七大”对于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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