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平台“最严算法”,亦需监管“以算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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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齐鲁晚报
        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曾经在去年9月,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文章指出,在算法等科技手段的“盘剥”和系统平台的规训下,骑手送外卖的时间日渐缩短,几年前1个小时为3公里长的配送最长时限,不断缩短到38分钟,这个过程里,超速翻车、逆行撞人、闯红灯被撞等诸多交通事故频发。一时间,互联网平台该如何处理算法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热议话题。
　　客观而言,算法并不是什么坏东西,作为工具可以为劳动及管理提供准确的参考,关键问题是工具为谁所用。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限被压缩到极限,这样的算法管理与挥鞭赶马没有区别,以极致的配送效率来匹配劳动时间最终确定订单数量,很明显会将劳动强度也拧紧到极限,对应的指标与严厉的惩罚相挂钩,干得多罚得更多,所得却寥寥无几。可见,所谓的“最严算法”,根子上还是平台规则话语权的垄断,利益调节的绝对利己。
　　由此将平台算法纳入监管显得尤为必要,禁止“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划出了利益“算法”的底线。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指标考核规则如何才算“合理”,包括合理的指标确定、合理的惩罚标准、合理的评价办法等等,既保持着压力,也保证外卖小哥大多数人努力能够达到,其合理性的确立是稳定的压舱石,显然不能止于模糊的规定。
　　因此,解困外卖“最严算法”,一个维度是破除平台规则制定的垄断权,赋予并保证劳动者参与规则制定的博弈权利,让劳资双方通过协商决定,达到利益契合。因此,监管层面应当督促行业尽快建立劳资协商机制,指导开展包括规则制定在内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协商,形成平权制约；另一个维度则是配套明确的红线,确定以“算法”监管的算法,譬如提出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处罚办法的上限标准,行业劳动强度标准等等,建立监测调查制度,既为监管纠偏提供依据,也为劳资协商提供遵循标准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