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用遗书维权是极端还是无奈?

张硕御月

　　文/知风
　　连日来，一篇名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的网帖被广泛转载，网帖由于涉及领导司机、强拆、殴打致死、公务员、遗书等一系列火辣的关键词，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1月18日《南方日报》)
　　朱国瑜是茂名市外事侨务局公务员，1月12日，将花了大半个通宵写的遗书发到博客，绞尽脑汁的他想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标题———《一个不要命的公务员的遗书》。结果发现，博文总是无法通过审核，他只好重新编辑，把标题改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
　　本文不想就“领导司机、强拆、殴打致死、公务员”等问题发表评论，也许这些所谓的关键词里有不同的含义，但有关这些关键词引起的社会矛盾，早已耳熟能详。用现行制度给出的标准，用国家的性质来对照，基本上可以用一种简单的道理加以评判。可能这些问题会有“新意”，但抨击的手段往往是“老套”的，因为，真理的标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唯一的。所以我早就说过，你有脸故伎重演，我都不好意思老调重弹。
　　我想说的是“用遗书维权”，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各种维权方式，“用遗书维权”不算新鲜。曾不止一次看到过拆迁引起的自焚或跳楼，不就是在用遗体维权么?但一份言辞凿凿的遗书，恐怕要比一具面目全非的遗体要有分量，这也许就是公务员和一般群众的区别。然而，区别仅在于表现方式上，其表现手段上的极端是雷同的。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极端手段?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法制社会中，在法制社会中，要求社会体现法治精神，理应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完全可以采用正常的表达方法，在一个提倡讲道理的社会中，用“遗书”，甚至“遗体”来表达一种诉求，算不算过分?
　　当然，我所说的“讲道理社会”的依据，是来自现行的法律法规，更可靠的出处应该在《宪法》中。所以，有时候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批评，还是觉得理直气壮的。但用理论联系实际来看现实问题，这样的想法至少是很“书呆子”的。就像朱国瑜的“遗书”中所反应的“党政干部非法从事房地产开发，他们官官相护，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势压制弱势群体，掠夺财富”问题，即使就事论事不能断定真伪程度，但这种腐败现象在现实中肯定有。
　　特别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势压制弱势群体”，几乎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强势公然压制弱势群体的背景下，可以想象“讲道理”是无济于事的，面对强势的蛮横，只能用极端手段拼死一搏。这就是弱势群体的无奈。
　　“极端”并不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但当社会的麻木成为一种“约定俗成”时，“极端”不失为一种惊起波澜的手段。相对于舆论的审视疲劳，相对于职能部门的麻木不仁，用极端手段来维权，相对成本可能不算最大。在社会上频发下跪事件时，有人约我评论，我没有兴趣。因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下跪实在算不得软弱和低贱了。
　　比如向狗下跪，能说这两个年轻人没有骨气么?我是说不出口，人们也许认为，可以依靠法律处理这件事，但计算过这个成本么?要耗多少时间，多少金钱?要求多少衙门，要看多少冷脸?再说，有千人能向不能为自己做主的市长下跪，怎么就不能给一只被自己撞死的狗下跪?当一个社会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不同阶层，社会地位必然给权贵们主宰，道理也就掌握在强势手中。因此，“遗书”甚至“遗体”，即便是用下跪来息事宁人，免受更大的委屈，实属弱势一方的无奈之举。
　　那么，用遗书维权，是极端还是无奈?还用得着进一步说么?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