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声响过，雨要下来

沩水云飞

在亮收入、晒奖金、比福利的背景下，18日下午，北京首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6名职工在向公司反映薪酬问题时，当场服毒倒地。目前6人已脱离生命危险，还在医院接受治疗。（1月21日《武汉晨报》）

服毒逼公司涨薪，用以命相搏的方式将劳资矛盾推向极致，我历来不赞成。钱很重要，但钱毕竟不是命，气急之下轻易丧命，就铸成无可挽回的大不幸。但另一方面，这个事件也是一个信号：敦促全社会必须足够重视收入差距问题，加快调整分配制度。

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改革分配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让人民生活更有尊严，已是党和政府的既定目标与政策指向。服毒逼公司涨薪事件，说明有些劳动者对提高收入的期待，正在化成难以自抑的焦虑，也提示着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6名员工都是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的男性，每月的税后工资只有1000多元。我们无法判定每个人对提薪的期望有多迫切，但有两点可能是共同的，一是解除生活实际压力的需要，上有老、下有小，不谈买房看病，光是应付见涨不见落的物价，钱太少就会捉襟见肘；二是胸有被剥夺的不平气，劳动没能得到应得的合理报酬，劳动力被贱卖了，有尊严的生活无从谈起。

以服毒求涨薪，当然是极端事件，但更多普通劳动者对提薪的普遍性焦虑，我们没理由掉以轻心。他们的感觉是，雷声响过，雨未下来，虽不无片面性，但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写照。

解决分配不公的雷声确实响过，有专家的论述，也有政府的声音，我想这雷声还可以更大、更有震撼力一些。光说要改还不够，还要说清楚为什么必须要改。改革分配制度，解决分配不公，不是对低收入者的施舍，不是对穷人的慈善，而是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不只关乎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也直接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

解决分配不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直接为低收入者加薪，二是调整相关社会政策。

直接加薪取决于生活成本的科学测算，或者说取决于对“有尊严的生活”作何阐释。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过“可行能力”的概念，意指一个人免受痛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等，可以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有尊严的生活。人们在所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则称之“实质自由”。考虑现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最低工资标准，就会大致清楚提薪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幅度，才能让劳动者在什么水平、什么程度上，拥有这样的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

调整社会政策，就是要在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让利于民，减负于民，使低收入阶层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质量。收入税“宽富苛穷”，起征点过低，只会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道路、国民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政府要切实担起供给之责，不使民众有额外支出；医疗、住房之类，须提高保障水平，让低收入者不至于因病而绝望、因“房奴”而挣扎；要对物价实行科学严格的监控，避免普通百姓实际支付能力的进一步下降；财政支出中的公款消费，应由先天下之乐而乐转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将节省的每一分钱，都作用于解民之难，济贫之急。（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