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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 袁先欣
一、白话文体的“问题性”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狂人日记》标示了一连串“起点”。对鲁迅本人而言,《狂人日记》的写作仅仅是一个“听将令”式 的偶然事件,他甚至没有在日记中留下关于写作《狂人日记》的只言片语,后世的文学史编纂者不得不依靠想象和虚构来逼近他写作时刻的心境。1 然而, 《狂人日记》发表所引发的后续是鲁迅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它迅速成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创作“实绩”,之后,更构成了作家鲁迅的文学起点。
在这些互相重叠的“起点”之中,《狂人日记》所采用的“形式”也即白话文体,是一个广受注视的特征。按照严家炎的说法,“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2 ,《狂人日记》的成熟不仅在于鲁迅的小说技法, 同时在于它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典范。在胡适的设想当中,新的白话文学也必然是“国语的文学” 3 ,而1920年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随后新文学作品大量进入国语教科书,到1950年代普通话确立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狂人日记》所为之奠基的,确乎不仅仅是现代中国文学,而且也是现代中国的新书面和口头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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