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革命的辩证法——《青春万岁》与王蒙早期小说的思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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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争鸣》　金浪　　
生活是作家王蒙最为钟爱的话题。“文革”结束后的归来者王蒙时常高举生活的旗帜:“生活是多么美好!这一直是我的心灵的一个主旋律,甚至于当生活被扭曲、被践踏的时刻,我也每每惊异于生活本身的那种力量、那种魅力,那种不可遏止、不可抹杀、不可改变的清新活泼。即使被错戴上‘帽子’,即使被关进了牛棚,即使我们走过的道路有过太多的曲折和坎坷,然而,生活正像长江大河,被阻挡以后它可能多拐几个弯,但始终在流动、在前进,归根结底它是不可阻挡的。”在这段热情洋溢的文字中,生活不仅被王蒙视作治疗政治创伤的良药,也被推崇为自己心灵的主旋律。虽然以生活来突破政治的思路打上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烙印,但彼时王蒙对生活的歌颂并不能仅仅归结为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而是被他追溯至《青春万岁》:“生活是美好的,这是《青春万岁》的主旋律,也是我至今的许多作品的主旋律……”甚至可以说,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赞美,直接构成了王蒙小说创作的契机:“是的,当写小说的时候,过往的日子全部复活了……我完全忘记了是在写小说,我是在写生活,写我的心对于生活的感受、怀念、向往。”这些都提示了王蒙关于生活的理解还存在更早的起源。
近年来,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经典文本的考查中,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活与革命关系之理解在文本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朱羽通过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批评史梳理,从“革命”与“常态”的关系提出了对小说的新解读,指出“林震以其少年式的‘一元性’,遭遇到刘世吾式的‘二元性’与‘常态性’,这关联着这部小说最为基本的‘成长经验’”。这里的“常态”便是日常生活的另一表述。而罗岗亦强调小说的反官僚主义问题包含了来自日常生活挑战下的主体焦虑,尤其体现为“男性革命主体”面对“夜晚”和“欲望”时的危机。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小说在惯常的反官僚主义解读之外,同样传达了青年王蒙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不过,二者在聚焦《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同时,其实又都忽视了其与《青春万岁》的互文关系。事实上,正是在1956年利用“创作假”修改《青春万岁》的间隙,王蒙作为调剂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不仅意味着《青春万岁》可能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母体”,甚至还包藏着理解王蒙从事文学创作起源的秘密。因此,对王蒙早期小说思想主题的考查也便不能不从《青春万岁》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