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战争、历史与原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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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文艺》　　刘大先　
《人，或所有的士兵》属于那种让人一见就望而生畏的作品，它用巨大的体量——磅礴而恢弘的格局，绵密的事件与人物，盘根错节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小说中久违了的崇高感。那种崇高感是由形式和语言形成的历史本身的崇高，而不是故事——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毋宁是碎片化的。崇高的“力”与“量”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距离去缓冲与消化，这部小说正是如此，它包含着诸多可以阐释的维度，从任何一个点切入都能通达一片开阔的理论演练场。
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虽然邓一光在扉页献词上写道“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但名其为“反战小说”则未免对文本自身的开放性有所遮蔽。诚然它写出了战争的悲剧性，这让它区别于此前文学史上那些书写革命英雄传奇与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正面书写。我们从那些作品能够看到激情、自信的气概以及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它们使得战争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以历史的结果倒溯出必然性叙事，显示出后见之明所表征出来的政治正确。然而，此种政治正确却是不全面的，是后来者对当事人的征用和扭曲。
邓一光则将战争的意识形态性质做了现象学式的搁置，从而避开了采取某种单一立场所可能带来的偏颇。为此在叙事中他采用了庭审、辩护律师陈述、见证人证词汇编的卷宗形式，让围绕主人公（其实只是勾连其所有背景、事件、人物的线索人物，这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带有普遍色彩的“人”的群像——所有被战争牵涉到的士兵）郁漱石所展开的香港沦陷及战俘营生涯次第展开，并因为不同证人的诉说而产生对话、冲突与思辨，让战争与人的命运得以总体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