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集体记忆”与重探“九十年代” ——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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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吕彦霖　　2021年12月21日09:51
关键词：集体记忆
一
近年来，“东北”重新成为创作者们青睐的地域，相关作品造就的持续影响，也使得“东北文艺复兴”晋身热门词条。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一批东北青年作家迅速崛起为文坛的醒目存在。然而盛名之下，争议存焉。如何看待他们与特定“时间/空间”密切贴合的叙事取向，批评家们态度迥异。典型的例子是黄平与张定浩名为《“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的对谈，不同于黄平对上述作家的激赏，张定浩明确表达了对他们的批评。在他看来这些作家对“外部”集体情绪、“边缘”生活经验以及特定群体的过度征用，不仅压抑了反思的可能，也造成了基于普遍人性的个体叙事的缺失，最终限制了其所能抵达的高度。张定浩对他们叙事取向的指责，实际上隐含着对其创作中有意“刻奇”（Kitsch），生产所谓“东北表象”（刘岩语）以迎合大众文化消费的判断。
在笔者看来这番判断显然有失偏颇，上述作家对东北意象的专注实在另有深意。双雪涛就曾明确质疑风俗展示型小说的价值，强调“从来不觉得小说应该有民俗上的意义”。[1]而班宇在被问及“如何面对所谓‘东北作家’的标签和身份”时，也强调“很多感受是要超越文本和地域性之上的”，认为“地域标签在今天显得过时、失效”[2]。在创作中，班宇曾在“处女作”《铁西 冠 军 》的前言里，特意为小说的地域色彩祛魅，强调就主题而言“跟许多其他作品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要更庸俗，无非讲讲爱情或者命运。”[3]这在双雪涛的小说中，则表现为一种以“实”导“虚”的叙事取向。他屡次在罗织具象时布下“机关”——在《平原上的摩西》中，位于铁西的艳粉街却被警察蒋不凡误记为在城市的最东头。在《光明堂》中“我”手中疯子廖澄湖手绘的地图，虽然“不但记录了艳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山岭、湖泊，还记录了几乎艳粉街所有的建筑”[4]，却难以为“我”和姑鸟儿指明回家的路。小说中“南辕北辙的定位”与“携带地图的迷失”，可视为作者的“虚/实”倒置的创作方法论的象喻。及至《聋哑时代》，他更借由主人公李默之口直陈心迹——“我曾经发誓要记住他们的样子，他们的气味。我越想记住他们，我就越在篡改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脑海里把他们改得面目全非。”[5]正是历经此番点化，标签化的“东北表象”得以重新成为展开想象的原点，化身潜入深沉历史与现实的切口。
实际上，挑战僵化刻板的东北表象，规避地域化的自我设限与耽溺，一直都是内涵于东北作家创作中的清晰共识。张定浩所谓“操控读者”的指责，多少低估了读者的审美判断力。毕竟自90年代以来，经由“现实主义冲击波”推动，“底层写作”一直都是当代文学中的重要面向，从潮流到陷入困局，道德情绪的滥用与叙事的同质化难辞其咎。而同样注目“底层”的东北作家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恰可能是其独特的叙事取向赋予了笔下的东北题材崭新的美学质地。这种叙事取向与美学质地缘何生成？又呈现出何种精神指向与价值立场，则是需要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