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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是岱下一个山环水绕的村庄。四季分明的故乡,冬天少雪寒冷。
今岁,时令大雪已过无大雪。多么希望有时光隧道把我带去儿时的冬季,记得大雪过后的积雪,走上去软绵绵的,上学路上,随手攥个雪蛋就可和小伙伴儿们打雪仗了。
在渴盼中,瑞雪降临的日子,娘会早早把我喊起,递过在火盆上轰烤过的、厚厚的棉衣棉裤,让我穿上快些起床。建国初期,农家没有羽绒服,娘缝制的棉衣,虽没羽绒服柔美,但厚实、暖和。下过大雪的早晨,我会背上书包,匆匆戴上红领巾,脸也顾不洗就去学校。因为,去校园扫雪的同学,谁去的早,赶上扫雪了,教室墙上的好人好事本上才有名。为防春旱,老师让我们将雪堆在树穴里。有一年冬天,清扫完校院里积雪,老师还带我们跟上俺村的青年团员,清扫村内和田野路上的积雪,把雪撒在麦田里。“麦盖三床背,枕着馒头睡”,这句关于瑞雪兆丰年的俗语,至今我还记得。义务劳动归来的路上,“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青少年的先峰……”的歌声,随风飘向远方。
雪霁天晴,冬阳和煦,中午时分出门晒太阳是庄户人冬闲难得的一种享受。晒太阳的老人,在北墙根下,或拉呱,或吸烟,或下棋。闭目养神的老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听见,什么都可听不见,什么烦事愁事都不会放心上。
炊烟袅袅,屋顶上靠近烟囱的积雪慢慢融化开来,房檐上的滴水随着气温升高由慢变快;夕阳西下,气温下降,房檐上的滴水由快变慢后,结成粗细不匀、长短不一的冰柱,乡音“琉璃喇叭”。上学路上,我们见到琉璃喇叭,就寻棍棒打下,找不到棍棒竿子,就一个人搭在另一个人肩上伸手去够。到手的琉璃喇叭,凉凉的,舔一舔,那个爽啊。大人看见,会说这冰柱不是夏天卖的那冰棍,不能吃哈,草屋檐下的有毒呢!
1964年,我读五年级,进了村上大学校。大学校原为关帝庙,教室在庙殿前东厢房,土石垒起的东墙木棂窗户,冬天防寒用纸糊上,室内无取暖设备,时兴的自来水钢笔冻得结冰下不来水。那时的乡村小学,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两节课。冬天的早上,一上最后一节课,我就盼放学,快点儿回家捧着粥碗暖和手。我的同桌王培元,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乡的,见多识广、盼早点儿放学回家的他,用食指沾着口水,在教室东窗纸上开了个孔,阳光射进来,下课放学钟声响时,他在教室内西墙上用粉笔画了圈儿。这样,天气晴好时,东窗射进来的阳光接近粉笔画的圆圈时,我们就知道快下课了。
在那燃料极度匮乏的岁月,居民用煤限量、凭票供应,农家冬季取暖还用传统的火盆,逢年过节、极寒天气,才舍得点燃那没有烟囱酷似蜂窝煤炉的土炉子,燃料是煤面加水、黄土和成泥后晒干的煤饼或鸡蛋大小的煤球。为省煤,过惯紧巴日子的庄户人,晚饭后早早熄了炉火,那时没听说谁家烧煤一氧化碳中毒。寒冬晚上,我洗碗时,大人常嘱咐我摞碗时把水控干净,控不干净水会结冰,翌日晨吃早饭时,拿不开碗,用筷子撬,撬不动时给最上边的碗加热粥,等碗热后才能逐个把碗拿开。冬夜,俺家屋内屋外温度差不多,天冷睡觉时,我常用棉衣盖上头。
现今,故乡农家冬天屋内如冰窖的日子已成过去。改革开放后,俺村通了电,山山岭岭可用地下水浇灌,故乡成了林果之乡。山绿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草屋成了瓦屋,平房成了楼房。“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农家室内暖如春,封闭的凉台上,养起了南国花卉。村上的适龄儿童,早已告别了关帝庙,进了现代化的校院。
作者简介:赵家栋, 男1953年12月生,山东省泰安日报社原主任记者,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星岛报》等30多家省市以上报刊,著有散文集《遥望历史的星空》。1970年12月入伍,在部队兼写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1988年转业后,荣获记大功、晋升一级工资和泰安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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