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寻悟】评论:王彬彬：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2022★06）

ZX68

——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
关键词：鲁迅 鲁迅研究 汉语规范 王彬彬 汪曾祺
一、问题的提起
鲁迅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并未受到应有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晚清就有过颇有声势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延续、发展。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便是要以白话全面取代文言。但是，涉及以怎样的白话取代文言，分歧就会出现。用现有的白话取代文言，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毋庸置疑的事情。鲁迅则另有主张。鲁迅内心深处有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即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以现有的白话取代文言，必须有意识地对现有汉语白话进行改造。必须如此做的原因，就因为现有汉语白话本身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着严重的欠缺，或者说，功能很不健全。

从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到后来的普通话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主旨都在于让汉语更为通俗易懂，更便于学习、掌握和运用；让汉语尽可能在最广大的范围内成为交流的工具。至于深刻地意识到汉语本身的局限并主张尽最大努力改造之，这样的人并不多，而鲁迅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既是观念意义上的代表，也是实践意义上的代表。

所谓汉语的欠缺、局限，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汇比较贫乏，许多事物、许多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现象，无以名状，即没有合适的词语称呼之；二是语法意义上的表达粗疏、模糊。这样的欠缺、局限，既体现在文言汉语中，也体现在白话汉语中。正因为白话汉语有着这样的欠缺、局限，所以白话汉语在取代文言之后，还须对之进行改造。如何改造呢？唯 一 的途径是大量吸收外国语言词汇和外国语言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词法和句法。至于如何吸收，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阅读外国语言原文；二是阅读外国语的汉语译文。然而，既然是从外国语言吸收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吸收的对象就必定不限于某一种或几种外国语言，而是尽可能多样的外国语言。既如此，翻译在改造汉语的过程中便显得极其重要。从译文中吸取外国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是改造汉语的基本方式。而译文要能够担负起为汉语输送新鲜词汇和新鲜的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的使命，便必须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必须尽最大可能采用直译的方式。

鲁迅毕生对翻译活动保持强烈的兴趣，且始终坚持直译甚至硬译的方式，尽可能把原作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二者中，移植外语的语法结构又是更为重要的。鲁迅一生翻译了那么多外国作品，当然可以说是为了把异域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也明显有着进行改造汉语实验的目的在。将外国语言的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移植到汉语中来，就能丰富、改善汉语的表达方式。而鲁迅对外国语言的直译甚至硬译，与创作中语言的“欧化”，在改造汉语的意义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鲁迅的翻译语言与创作语言，在一些表达方式上，往往能找到对应关系。鲁迅在翻译中直译了某种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然后在创作中又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这种表达方式。

必须特别强调，所谓“纯正”“本色”的汉语，本身是荒谬的说法。除非在一个绝对封闭、不与其他语言有任何接触的环境里，否则没有一种语言是绝对“纯正”和“本色”的。汉语在几千年间，与多种其他语言接触，也在词汇和语法上受到其他语言的诸多影响。汉语对其他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的吸收，是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现象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其过程是缓慢的，程度也是比较肤浅的。到了鲁迅这里，是有意识地将汉语的“欧化”作为一项迫不及待的事业来做。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语言意识十分强烈，并且因此把语言经营得十分具有文学性的作家，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汪曾祺、阿城等，鲁迅当之无愧地居于首位，不仅因为在出现的时序上是第一人，甚至也不仅因为鲁迅的语言最富于文学意味，还在于鲁迅的现代汉语文学表达，有着迥然异于其他人的美学品格。鲁迅对词语的创造和运用，鲁迅对句子的组织安排，都常常在惯常的汉语表现之外，都往往显得极其新异奇特，因而也表现出一种十分不同于他人的美。其他的人，汉语表达的美妙，都是能够思议的，都在惯常的汉语规范内闪展腾挪，都不妨说是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却无的。鲁迅则不是这样。鲁迅的语言表达，常常是在既有的汉语规范外运用词语、组织和安排句子，所以给人不可思议的感觉。鲁迅的那些语言，既是人人笔下没有，也是人人心中所无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并不适合与其他人相提并论的。

不能认为鲁迅那些新异奇特的运用词语和组织安排句子的方式，都有直接的外国语言来源。有许多新异奇特的表现方式，是鲁迅在汉语和外语的既有规范之外进行的创造。鲁迅有着改造、改善汉语的强烈追求，这样，在进行汉语表达时，就有一种自由的心态，有意识地要挣脱既有规则的束缚。创造新的词语和新的组织安排句子的方式，不能没有凭借，不能没有资源。外国语言当然是鲁迅进行汉语创造时的重要凭借、重要资源，但既有汉语，包括白话汉语和文言汉语，也是鲁迅进行汉语创造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鲁迅以一种自由的心态，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一切中外语言都作为原料，创造出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现代汉语表达。

有人专文研究鲁迅语言的“欧化”或日语化现象。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仅仅从外语化的角度研究鲁迅的语言方式和修辞艺术，却又是不够的。必须看到，鲁迅的许多语言方式、修辞表现，并非是任何一种外国语言的简单移植，而是鲁迅在古今中外语言资源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运用。

二、鲁迅改造汉语的理念
鲁迅总是在阐释自己的翻译观念时强调汉语本身的欠缺和改造现有汉语与创造新的汉语之必要。
1922年11月4日，鲁迅写了《不懂的音译（一）》；两天后的11月6日，又写了《不懂的音译（二）》。这是鲁迅比较早地表达对当时翻译界现状的不满，同时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观念。当时翻译界中有着把外国人的名字译得像中国人姓名的风气，鲁迅对之十分反感。鲁迅认为，对于外国的人名、地名，应该音译。鲁迅说，现在的翻译者，比起古时的翻译家来，更为顽固。南北朝人译印度人名，便有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这类的人名出现在译文中。由于那时的翻译家决不肯把印度人名“附会成中国人名模样”，所以后世的读者可以据此推断出原音来。鲁迅呼吁：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应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
鲁迅主张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不但忠实于原文的意，在译人名、地名时也要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音，甚至连半个音的讹误，也要避免。从对“K”和“Ku”的计较中，我们可以领会鲁迅将直译甚至硬译的理念实践到何种程度。翻译，是要在思想上、情感上和语言上都尽量把异域的东西移植到中国，使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语言都得以丰富，而不是用中国固有的东西去“同化”外来的东西。在写于1922年的《不懂的音译（一）》里，鲁迅实际上已经间接表达了这种观念。

鲁迅更明确和更系统地表达自己的翻译观念，是在与梁实秋的争论和与瞿秋白的讨论中。
1929年1月，鲁迅从日文翻译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后面写了“译讫附记”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 惟 一 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鲁迅说，日译本本身是明白、痛快的，而自己的汉译本却是晦涩和难解的，除了自身能力和汉语本身的问题外，还因为自己坚守着硬译的原则。原文的一句带有仂句的很长的话，如果拆成几句来译，译文虽然读起来更顺畅了，但原文所有的“精悍”的语意和语气都不复存在了。为了把原文的语意和语气尽可能原样移植到汉语中，鲁迅宁可选择硬译的方式。到了9月间，梁实秋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对鲁迅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都进行了批评、嘲讽。鲁迅在“译讫附记”说的那段话，成了梁实秋批判的靶子。鲁迅于是写了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予以回应。在文章中，鲁迅说明了自己坚持“硬译”的理由，即为汉语增加句法，以使汉语在表情达意时更为严密。鲁迅说，日本人在将西方语言翻译成日语的过程中，就逐渐增加了句法，使得现代日语的表现方法比古代日语要丰富得多。中国的文法，虽然还不如日本的古文完备，但也是经历变迁而来的。现有的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文法句法词法”，也是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被生造出来的：“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生造、硬造出句子来，一开始是为了能够忠实地翻译外国语。而生造、硬造出来的句法，慢慢也由生变熟、由硬变软，融入原有的汉语表达体系中，成为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生造”“硬造”句子，久而久之，鲁迅便养成了创造性地使用汉语的习性。既然在从事翻译时可以不受原有语言规则的束缚，那在创作时，当然也可能不受原有文法句法词法的拘囿。

1931年，鲁迅与瞿秋白之间，有过一次关于翻译的温和的讨论。瞿秋白读了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瞿秋白表示基本认同鲁迅的翻译理念和实践：“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因此，创造新的汉语表达方式非常必要，而翻译能够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 密的正确的表现。”这些观点，与鲁迅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瞿秋白又认为：“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翻译既要担负创造新的句法的使命，又要是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说得出来的顺畅的语言，这其实明显自相矛盾。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瞿秋白与鲁迅，在翻译观念上其实有着实质性的分歧。瞿秋白的这番话，其实与鲁迅相悖而与梁实秋相近。鲁迅一直强调，为了保持原作的精神，必须生造、硬造出一些句法。生造、硬造出的句法，当然一开始是不那么顺的，当然不是中国人口头上讲得出来的。而瞿秋白却强调译文不能有丝毫不顺，强调译文必须是用中国人口头上讲得出来的话，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鲁迅生造、硬造句法的合理性，否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地使用汉语的合理性。瞿秋白是精通俄文的人，他本用不着读鲁迅的汉语译文。他手头有《毁灭》原文，他是对照着俄文原文读鲁迅的译文的，没读完就给鲁迅写信了。完全可以认为，瞿秋白读鲁迅的译文，就是要看看鲁迅译得如何。而他给鲁迅写信，可以认为就是要对鲁迅直译、硬译的方式委婉地提出批评。瞿秋白曾经是党的 领 导人。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翻译的宣传功能。鲁迅没有被瞿秋白说服。在答复瞿秋白的信中，鲁迅两次申述了自己改造、改善汉语的用心。鲁迅说自己是主张翻译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于是：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
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日本人通过翻译欧美语言大大改造、改善了日语，这一事实，使得鲁迅坚信中国人也能够通过翻译改造、改善汉语。针对瞿秋白不容忍“多少的不顺”的观点，鲁迅更是直接做了反驳。鲁迅举例说，“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这样一句译文读起来不太顺，但也决不换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文的意思是以山为主，改得顺口了就变成以太阳为主了。鲁迅说：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瞿秋白充其量只是在词汇、词法的意义上认可语言的“欧化”，对文法、句法意义上的移植外国语，虽然表面上也赞成，内心深处其实是不以为然的。瞿秋白仍然是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在谈论翻译问题，而鲁迅则坚定地站在思想启蒙、文化改造的立场上，两人的文化观念，其实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很一致。在写于1934年7月的《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鲁迅又一次为“欧化文法”辩护。鲁迅强调，将“欧化文法”引入中国，并非因为猎奇，乃是因为必要。鲁迅尤其谈到了理论性表达中欧化文法的重要性：“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 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中国固有的文法、句法，不足以精 确、细致地表达那种抽象思维，胡适写作《易卜生主义》时，还基本运用中国固有的论述语言，所以难免粗浅、笼统。而到了1930年代，写作文艺论文者，都不同程度地、不知不觉地使用了“欧化”的句法、文法，所以在表达抽象化的思考时，便严密得多、精 细得多。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王彬彬　　2022年01月05日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