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寻悟】每日一评：朝向“历史”与“文学”的学术探求（2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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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
        ——赵园研究员访谈录
来源：《文艺研究》　赵园  程凯　　2022年01月20日08:23
关键词：学术研究 赵园

赵园，1945年生于甘肃兰州，原籍河南尉氏。196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主要著作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想象与叙述》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独语》《红之羽》《世事苍茫》《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等。本刊特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研究员采访赵园研究员，撰为访谈，以飨读者。

一、回望20世纪80年代
程凯：您是“文革”后北京大学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并作为“年轻的一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发挥了 引 领 性作用。可以说，在80年代的特殊氛围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一种难得的气象：朝气蓬勃、团结进取。在您看来，此种气象是基于哪些条件而养成的？

赵园：一个时期以来，20世纪80年代是个常谈不衰的话题。我记忆中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略有点“学术共同体”的样子。同行间有共同从事一项事业的感觉，甚至相互应援（如响应“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这固然基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也与学科的位置、处境有关。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发现”“五四”，与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验。后来 重 心 位移，或者说多中心、无中心，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文学都曾成为研究“热点”，但80年代研究者的那种激情难以重现。

还记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事实上由樊骏推动——组织的两次“创新座谈会”，是当时“新生代”的大聚会。既讨论问题，也联络感情，气氛热烈。不但京沪间，而且京沪与“地方”之间，都没有排他的圈子，跨地域的交流频繁而顺畅。当时的出版界则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不止一套大型丛书将一批年轻作者推出来。90年代初访日，我还在一位研究领域与中国现代文学无关的日本学者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与作者，作家与评论家，在那个时代关系融洽而又干净。我总能回想起出版《艰难的选择》前后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已故）、张辽民之间的互动，那真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程凯：80年代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健康”而有活力，也令其影响超出文学研究而波及人文社科领域。这样一种健康的形态是因应了哪些形势，又由哪些条件促成？

赵园：“文革”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曾经较为活跃，学术作品的影响往往溢出专业之外。这仍然系于机缘（由“思想解放”到“个性解放”），也与这个学科前辈学者的姿态有关。樊骏去世后，纪念文集题作“告别一个学术时代”，很恰切。据说有人不以为然于这本纪念文集在文学研究所“所庆”时推出。樊骏的同代人的确有学术贡献超过了樊骏者，但以一个人影响于一个学科，我不知道文学研究所还有第二个人。这种情况也如80年代的学术氛围一样 不 可 复 制。80年代的《文学评论》，也证明了“一个人影响于一个学科”。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再现。有这样的前辈学者——由李何林、王瑶、唐弢，到樊骏、王信——是这个学科的幸运。

90年代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影响力减弱，不再能“辐射”其他学科。与其他前沿学科的距离也在拉大，在跨学科交流中的位置越来越边 缘。一方面，这是学科本身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因学术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自说自话，内部循环。这种学术生产的意义何在，是不是值得讨论？当年的辐射也因问题意识，回应所谓的“时代课题”、广泛的关切。现在是否还有这种可能？

二、学术生态与研究方式转型
程凯：您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时承担过哪些工作？
赵园：由于樊骏对学科史的重视，那些年里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一项工作，是为本学科写年度“述评”。我也曾承担过这项工作，写的是1985年学科述评，记得题目很夸张，即《1985：徘徊、开拓、突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激越情怀。不知这项工作是否还在继续。述评有可能为学科史留下史料，当然条件是述评的质量有一点 权 威 性。现在研究室的同事经由对老同事的访谈梳理学科史，正是接续樊骏曾经亲力亲为的工作。或许研究室较之高校，更适于承担这样的任务。这种梳理，也为研究室同事的学术工作提供了一种视野，便于定位，更便于寻找开拓的方向。较之学科史，学术史是更大的视野。即使不能获得这样的视野，至少也应当保持这一方面的敏感。

三、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程凯：如今的研究讲究“问题意识”，因为研究者都经过层层学位论文的训练，善写所谓“论文体”。而您当初的研究似乎更像“文章”，往往贴着文本对象，体会作者匠心与限度，做一种近于“文学批评”式的文学、思想研究。有人称您的论文是“散文化”的学术文章，这种风格是一种自觉追求吗？

赵园：不完全是，应当与我接受的理论训练较为薄弱有关。既然难以补短板，就不妨弃短用长。在我看来，文学研究不止于阐释作品或文本，其价值更在发现：借助于被分析的文本，打开更广阔深邃的世界。因此，你的目标不应当限于做“像论文”的论文。近些年的热门话题，有所谓的“工匠精神”。古代中国人称道“独具匠心”“意匠经营”，却又鄙薄“匠气”。研究者需要知道其间的区分。境界、气象很抽象，但不同的学术作品，区别却正在于此。有传世的宋人《营造法式》，梁思成他们的“营造学社”由此得名。比照“法式”营造，可以成为“大匠”，也可以只是普通匠人。

四、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
程凯：您大部分的书都是书斋苦读的产物，但您也写过结合实地考察的《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也曾鼓励现代文学研究室里青年学者研究西南旅行记。关于流迁的研究，关于结合田野调查拓展思路，您有什么新想法吗？

赵园：不记得在哪里已经说过，那本关于易堂的小书，不过“包装”成了“寻踪”而已，“寻踪”仍然主要在文献中。我们与明清之际距离甚远，“实地”变化太大，几乎没有足供辨认的痕迹，20世纪40年代则不然。在40年代大迁流这个点上，不妨引入历史地理的思路。流动使得空间、地域的维度凸显。2019年2月21日的《南方周末》上，李杭的《基隆吹来暖暖的风——在台湾寻找“地下党”父亲的脚印》写到抗战时期山东中学的西迁。文章作者的父亲李尚公从济南出发，步行经泰安、济宁、金乡、商丘、开封、郑州、许昌、方城、社旗、南阳、郧阳、均县、白河、洵阳、安康、西乡、城固、汉中、宁强、广元、剑阁、梓潼抵达绵阳，历经两年，行程3500公里，在绵阳成立国立第六中学。这篇文章还提到北京师范大学西迁，与其他高校组成战时大学。我这里所说的，不过读报偶得。有关材料，地方（尤其西南、西北）档案中应当有记载。这种文献与文学并不直接相关，却有可能丰富研究者对文学史、尤其是现代史的想象。视野与想象力对文史研究的重要性无须说明。

人文研究者甚至不妨做一点“田野调查”，有元史专家就徒步走由元大都到上都的辇路（参见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可以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离散”的轨迹，重走闻一多他们当年走过的路，即使只是一小段。当然，那应当是在行走中读文献，而不是假借“田野”的旅游。

程凯：您怎样看待今天青年学人的研究？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看的？
赵园：80年代后，“世代”成为一个话题。无论我还是我的友人，都没有资格代表某个世代，但我们一致认为自己所属的世代已经退场或者说淡出。有年轻学人说惧怕我的苛评，我说，事实是，我已经不大能读懂你们的学术文字，尤其是背后的问题意识、理论脉络，等等。有时不知道年轻人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有何现实的针对性。无论学术是不是“发展”了，它的确已在离我们而去。单位也如此。90年代我写过一篇名为《单位》的随笔，说每年至少两次由郑州返回，接近北京站时，会在火车上搜索中国社科院的那座大楼。这种心情已不再有。最近的一个晴朗的冬日，走在长安街上，远处的那座大楼似乎与我不相干了。当然，与其中的同事，尤其年轻同事仍然有呼应，只是不以“单位”为中介罢了。

暮年回首，不能说了无遗憾，至少还能安心。学术之为职业对于我，意味着没有多少时间空虚、无聊。即使退休后，也仍然保有了好奇心。汲取陌生的知识，如恐不及。应当说，学术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尽管其间有不得已的放弃，有因不能兼顾的“错过”，但盘点一下，得大于失。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可能是今后一些年里受史学冲击较大的学科。如何应对，考验着学科的实力与专业人士的品质。当然我的预感或许并不可靠，但愿如此。

经我审定发表的访谈录，均属笔谈。我不大能接受即时的谈话，修订记录稿更觉麻烦。2019年，研究室计划安排一次与在职研究人员的对话。我依自己的方式先写下了我想到的内容，针对的是研究室同事的研究而非学科状况。对话因故未进行，我将为此准备好的内容包装为问答，提问的部分请程凯补入。这样处理自然不足为法。因此，对于本篇，精彩的提问属于程凯，答非所问之处，则应由我负责。
——赵园补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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