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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寻悟】每日一评:闲话与谣言--将胡适用作材料的小说(2022★24)

发表于 2022-1-24 02:02:06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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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来源:澎湃新闻  杨海亮  2022年01月21日08:19
胡适一生名 满 天 下,谤亦随之。在各色各样的“谤”式中,影射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作品里,影射十分常见。大多数的影射,因含有对所指对象的讥讽、鄙视,甚至抱怨、仇恨,否定意味很浓。但正本溯源、补偏救弊,也不失还原人物、澄清历史的一个法子。近现代文学作品里,有不少小说影射胡适。这类作品中的胡适形象,是我们了解胡适及其所处时代的一个窗口。

胡适与狄莫

最早通过小说向胡适发难的,大概是古文大家林纾。1919年2月,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小说不长,仅一千两百余字,说的是既喜读书又好习武的荆生到北京游玩,住在陶然亭的西厢。相约山游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三人畅所欲言,“力掊孔子”,激怒了住在隔壁的荆生。荆生破壁而入,秽言污语,拳打脚踢。三人仓皇出逃,荆生满脸狞笑。

小说的矛头指向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派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因为要讨论的是胡适,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三人中的狄莫——一个“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人。《荆生》中关于狄莫的笔墨不多,除了“美洲”和“哲学”两个标签,另有三处:“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狄莫曰:‘吾意宜先费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生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

这里,“美洲”与“哲学”是识别胡适身份的两个依据。我们知道,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回国。回国时,胡适虽未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他师从杜威,研究的是哲学。此前,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先选读农科, 后 入 文学院,也是主修哲学。当然,识别胡适最重要的依据是狄莫主张“以白话行之”。“美洲”、“哲学”和“以白话行之”,三者加在一起,这狄莫影的是胡适便基本无疑了。

当年,《荆生》一出,激起新旧大战。随后,《荆生》的姊妹篇《妖梦》冒出,更是火上浇油。《妖梦》虽然没有《荆生》那么有“威力”,但把蔡元培也牵扯进来,社会反响同样强烈。而胡适再次遭遇影射,被林纾丑化为“深目而高鼻”的副教务长秦二世。一时间,新派人物义愤填膺,义无反顾,而旧派势力泥古不化,冥顽不灵。两派之间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到了后面,有理无理,理大理小,都成了三斤面粉调六斤浆糊——稀里糊涂。

胡适与许博士

1921年8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叶圣陶(绍钧)作了一篇小说,用我在苏州的演说作一个影子,颇有意思。”胡适所指的小说,是叶圣陶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脆弱的心》。小说中主要有三个人物:莫先生、徐先生和许博士。其中,许博士影的是胡适。

叶圣陶在小说中写道:“许博士是哲学名 家,他的关于哲学的著作重印过几十版。他的通俗的论文常见于有名的报纸杂志,人家看见署着他的名字,便不自主地留心细读。一般人的谈话或论文里,往往有‘许博士怎么说’‘许博士的意思怎么样’那些话,可见他是维系人心的一条索子。”

这个时候的胡适已经回国四年,虽然还是没有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在学校里、社会上,他早已是公认的博士。论学问,他比一般的博士大得多;论著作,他比一般的博士多得多;论名望,他比一般的博士更是高得多。换言之,那一纸文凭,有没有在手,都不影响世人亲切地称他“胡博士”。另外,作为文化旗手、学界名 宿,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在当时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大多受到了新潮的洗礼。如,作家冰心在回忆往事时就表示,“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作。”完全可以说,胡适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超 级偶像”。显然,叶圣陶笔下的许博士与胡适是高 度吻合的。

胡适与戴东原

胡适又一次被影射是在郁达夫的小说里。1923年2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发表小说《采石矶》。小说里的戴东原,是主人公黄仲则的“死对头”。这个戴东原通常也被认为是以胡适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中,戴东原是个声名显赫的考据家,但在黄仲则眼里,这个考据家没什么稀罕——“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学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日讲诗学,明日弄训诂,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将来束带立于朝,由礼部而吏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倒好照样去做。”

小说对考据学和戴东原满是不屑,胡适对考据学和戴东原却推崇备至。关于考据学,特别是清代的考据学,胡适有着极 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同样,对清代乾隆年间百科全书式的著 名学者、大 思 想 家戴震(字东原),胡适非常激赏。正式接触戴震的哲学后,胡适内心一度深受震动,并花了不少时间精力投入研究。关于戴震,胡适后来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作了精要总结:“这个时代是一个考证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 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 精 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物的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小说中黄仲则与戴东原唱“对台戏”,无异于郁达夫向胡适下“挑战书”,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与瓦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1924年10月,陈衡哲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小说中,男主人公瓦德与女主人公洛绮思经过三年交往宣告订婚,但洛绮思担心婚后生儿育女妨碍学问事业,于是提出解除婚约。瓦德尊重洛绮思的决定,与之解约。洛绮思抱持“独身主义”,与学业做了“良好伴侣”。《洛绮思的问题》主要是探讨女性问题,探讨婚姻家庭与事业志趣之间的矛盾。显然,洛绮思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文明社会所有女性共同的问题。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作序时,特别提到了胡适与陈衡哲的交往。谈到《洛绮思的问题》时,夏志清说:“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之间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同时,夏志清指出,“莎菲(陈衡哲)的别小说,胡适都很满意,惟独这篇他坚持要删改,还同任氏夫妇作了‘很长的讨论’,我想决非技巧上的问题,而是胡适心虚,恐人家看出小说里有所影射。”夏志清甚至推断,“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

关于胡、陈二人的关系,且不说多年 后的夏志清有这样的假设和推断,还在当时世人就已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如果说《洛绮思的问题》里有影射,那么影射胡适的自然是男主人公瓦德。瓦德是哲学教授,胡适也是哲学教授。瓦德与一位中学体育教员结了婚,让人感觉挺意外,而胡适与乡下缠足姑娘牵了手,似乎也是极 不般配。瓦德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而胡适成了家,但他与同志之间鸿雁传书,“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如此说来,瓦德影射胡适,倒也不算牵强。

胡适与何识时

《荆生》《妖梦》等,对胡适的影射往往只是一个点、一个面,或文学主张,或治学方法,纵然“居心叵测”,“杀伤”终归不大。到了卢前的长篇小说《燃犀》,那就是全面进攻、逼人太甚了。

1928年4月,卢前(署名“园丁”)的《燃犀》开始在《饮虹周刊》连载。小说以何识时为主线,写了一部到1920年左右截止的新文化运动简史。从小说内容看,作者卢前对于胡适的经历、性格、言行等都非常熟悉,涉及胡适生活、工作、家庭等多个方面。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细节等,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混在一起,扑朔迷离。

如,小说对胡适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不以为然:“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拿什么去卖出钱来呢?于是盘算多时,才发明了一种主义,叫做九有主义的。何以叫九有主义呢?什么言有序,言有物,什么有病呻吟,什么有新意,什么有俗字俗句纵好,什么有散句而不骈,什么有白句而不典……东扯西拉的把些旧话凑了九点,重新装点出来,果不其然成为了簇簇新的动人新主义。又把他一位碧眼黄须的老师的学说——‘实用论’借作自己文学理论的基础……”诚然,胡适不是提倡白话的第一人,他的“八不主义”在当时也不算惊天之论,但他号召“文学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惊世之举。尤其可贵的是,胡适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发力、努力,为白话文的推广、流行,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贡献,不容置疑,也不会磨灭。可笑的是,这位卢前,一方面揪着胡适的“主义”极 力丑化,一方面却又遵循胡适的“主义”通篇白话。

胡适关于影射现象的看法,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的价值,“影响到‘作者正义’和‘小说正义’的伸张”。但胡适的话,确实有他的道理——“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侮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此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古往今来,那些闲话、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岂不可恨?

“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影射胡适的小说还有很多,包括英国 知 名 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在她的小说《中国淑女》中,也用胡适作材料独成一章《哲学之门》。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胡适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这自然还可商榷。但无论如何,闲话或者谣言还是不传为好、不造为上。胡适一贯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这话放在今天,也是警示我们——创作不是胡乱的滥作,言论不是肆意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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