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徐向前元帅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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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句】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刨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第2句】徐向前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１９２４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１９２７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等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 

 

 

【第3句】徐向前同志清正廉洁，作风民主，堪称全党全军的表率。他一贯艰苦朴素，勤俭办事，家风清廉。他保持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位高不自傲，功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谦虚谨慎，从善如流，对同志温暖如春，对群众感情深厚，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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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句】徐向前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愤然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从此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伟大友谊。  

 

【第5句】徐向前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他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始终坚定执着，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战士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思想境界。  

 

【第6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义无反顾，鞠躬尽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好学不倦，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他襟怀宽广，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党的纪律，是党性坚强的模范。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徐向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第7句】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克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不足的困难，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的兵团，一面指挥部队参战，借此训练部队作战能力。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徐向前率部先攻破运城，拔除了阎锡山的晋南屏障。二打素有“卧牛城”之称的临汾。临汾战役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宝贵的攻城经验。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之语评价临汾战役。第三仗是晋中决战。在此战中，徐向前成功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范例，也是运动战的典范之作。  

 

【第8句】徐向前同志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坚持原则，具有坚强的党性。在长征中，他积极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团结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文革”期间，他身处逆境，但不改初衷，对党仍无比忠诚。  

 

【第9句】徐向前同志治军严明，带兵有方，具有丰富的治军经验。他始终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注重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他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重视部队的作风建设。强调在残酷艰险的作战环境下要“硬着头皮顶住”，能够“坚持最后五分钟”，练就“狠、硬、快、猛、活”和不骄、不躁、不馁的战斗作风。他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理教育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带兵、练兵、强兵的经验。他指挥靠前，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和带动官兵完成艰巨的作战任务。  

 

[table=100%,#ffffff]【第10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徐向前“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11句】徐向前同志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坚持原则，具有坚强的党性。在长征中，他积极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当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党中央被迫率一、三军团北上时，有人不明真相，请示是否派兵拦截。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团结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文革”期间，他身处逆境，但不改初衷，对党仍无比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