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涨薪呼声不该遭漠视

张硕御月

从4月1日起，上海、浙江分别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120元、1100元，提高到1280元和1310元。加上此前已率先行动的江苏、广东、山东等，今年全国已有12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权威人士预计，继去年绝大多数省份普调最低工资标准后，今年将迎来又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年”。
与农民工涨薪趋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不少企业的漠视言称不该听任农民工“漫天要价”。这些企业，一方面大呼“招工难”，一方面则只愿以最低工资标准招人，还称如果继续给农民工涨薪就会“拖累企业”，还说会在国内推动物价上涨，在国际上影响“中国制造”竞争力。值得警惕的是，漠视农民工涨薪呼声的企业，不少是地方经济的“台柱子”。一些基层官员，迫于招商引资任务和GDP考核的压力，也加入了帮腔助势的行列。
农民工涨薪呼声不该遭漠视。去年，“富士康”因漠视农民工涨薪和提高待遇呼声造成严重后果，已成前车之鉴。
众所周知，农民工是否该涨薪，最终应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说了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工资标准总是资方一锤定音。近年随着各地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崛起，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的根本性变化，农民工身价水涨船高，顺应呼声、涨薪留人理应成为企业的明智之举。
农民工从劳有所获走向劳值所获，是市场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尽管连年上涨，目前农民工工资水平仍然偏低，这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尤显突出。权威调查显示，5年前，在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约15%，而如今仅高出约5%，如果考虑到生活成本等因素，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实际支付能力已不及中西部，这就不难解释最近两年大量中西部农民工回流的现象。
那么，这些年给农民工加薪是否真的影响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表明，去年全国出口额比前年增长三成，有企业主声称“涨薪会影响竞争力”的纺织、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长也仍达二至三成。至于总是抱怨用工成本上升的外资企业，不但未出现大面积的外迁，相反，资本仍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制造业。
事实上，我国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主旋律中，始终夹杂着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这就是劳动者、特别是占产业工人半数的农民工工资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对照国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新要求，这样的分配，既未体现出效率，更谈不上公平，与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不相符。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足一直是条“短腿”，而农村地区消费不足更是拖了消费的“后腿”。正因如此，近年国家出台多种政策扩大内需，特别是花大力气改善农村环境，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而促进农村消费，农民增收是基础。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已超过50%，就绝大多数地方农村来看，在工资、家庭经营、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中，增长潜力最大的，仍是工资性收入。农民只有务工收入持续明显增加，才敢于消费，而消费趋旺必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最终，各类企业也将受益。
专家预测，随着低工资“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长，用工紧缺将成为常态，未来农民工工资上涨会进入一个加速期。同时，农民工的工资谈判意识必将觉醒，而那些漠视农民工涨薪呼声的企业，难逃被劳动者用脚投票的命运。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和有良知的经营者，都应该正视现实，并拿出诚意主动给农民工合理加薪。不仅如此，针对农民工普遍反映的福利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作业环境差等问题，有关方面也应作出深刻反省，予以改善。 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