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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寻悟】每日一评:“文摊”作家赵树理(2022★131)

发表于 2022-9-19 11:02:09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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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报  艾斐  2016年06月29日16:55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符号,赵树理的精神是永恒的,赵树理的人格是永馨的,赵树理的道路是永远的。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他的作品和人品都将兀立于文学的圣殿,炳辉于文学的广庑,成为对广大庶众之心音与情韵的艺术表达。之所以如此,盖因赵树理以其人生选择和创作实践深切而完整地体现了文学的内蕴本质与永恒真谛,即对时代、对人民、对生活的极度尊崇和无限忠贞;与时代、与人民、与生活的高度契合和水乳交融。这不仅炽燃了他的文学爝火,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而且更笃定要为文学路径树起不朽的丰 碑,要为文学创作铸立永恒的标 杆,乃致对文学的今天和今后产生无尽的启迪与示范。

  赵树理文名隆盛、誉驰遐迩,是一员鼎立于中国文坛的虎将。但他自己却从不这样认为,更没有这样的向往与追求。他只想摆一个文学地摊,做一名“文摊”作家,踏踏实实地扎在生活的大潮里, 平平常常地跟广大人民群众交朋友,淳淳正正地写出现实生活的真容真貌、深情深意、本色本质,作品既要让群众买得起、读着乐,又要在读过之后有用处、有好处。为此,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蜚声文坛时,赵树理便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这样的志愿,显然与我们现在许多作家的志愿大相径庭,甚至还会被认为是又土又俗,胸无大志。然而,正是这个颇为另类的志愿,却真真正正地从根本上成就了赵树理的文学事业,使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得以根基深、路子正、方向明、潜力大,始终迈着坚实的步履,顺应时代的呼唤,紧切生活的脉动,直抒人民的心音,因此佳作频仍,声誉鸿远,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衷心拥戴,树起了彪炳时代的文学丰碑,在 极 具 人气的“赵树理热”中一举成为享誉世界的 大 牌 作家。直到1985年捷克斯洛伐克汉学作安娜·朵莱然罗娃访华时,还一再表示“在欧洲,人们都十分喜爱赵树理的作品,并将之视为真正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绝好例证。”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却是: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一位中国青年农民却不无焦虑地说:“近些年来,常常听到文学获奖、创作丰收的消息,可是我们却总觉得仍然没有文学。主要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太少,适合口味的更少,难得有读赵树理的小说那样带劲!”

  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会广受青睐和赞许,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坚守现实主义的方向与方法,脚跟牢牢站在现实生活的热土上,心里时时刻刻想着老百姓,其作品永远都充盈着一个作家对社会变革和人民事业的无限深情与挚爱。而誓做“文摊作家”所体现的,就正是这种心愫和憧憬。因为“文摊”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入生活、心系群众,为时代所需而书,以百姓之心为心,将群众的喜好和需求化为创作的追求与冀望。有了这个认知因子和生活根基,就不仅会有新的题材滚滚而来,而且在文学样式和审美情趣上也自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赵树理说他所有的创作题材都是在生活中“撞”上的,而这“撞”上的题材不仅很重大,而且很鲜活,同时也极受社会的关注与期许,一旦形诸于作品,便自当成为热点和质点。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一度被称为“问题小说”,原因就在这里。他在创作中所触及、所触动的都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盲点问题,他每一落笔总想着要通过自己的创作而能够对社会有益处,对群众有好处。所以,他从不为了写作而写作,更无需为了创作而去刻意地寻题材、蓦形式、袭套路,而是一切都由实而出,因事而始,娓娓道来,意趣横生。有人说赵树理的作品有点“土”,这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读懂赵树理,尤其是没有咂摸出赵树理作品的真味道。因为这种所谓的“土”,在本质上其实正是对真、淳、刚、隽的综合体现,是对原汁状的生活内容经过提炼和升华之后所形成的艺术结晶体与美学化合物,此乃非艺术功力炉火纯青而不可得。殊不知在赵树理的早期作品中也曾经是“洋”过的,如《悔》《白马的故事》等,就多有文诌诌的叙说和欧化了的长句子。后因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意识到这种写法缺少中国味,不适合广大群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这才下决心改了过来,坚决走民族化、大众化,务求通俗而刚健的创作道路。

  其实,历来的文学佳构,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从《离骚》《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到《阿Q正传》《故乡》《风波》,再到《山乡巨变》《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概莫能外。而赵树理的所有作品就更是无一不来自生活深处,无一不走进群众心中。

  这是赵树理的追求,这更是“文摊”作家的要义。为了实现这种追求和践行这一要义,赵树理极为坚定而明确地擘划了自己的文学人生,即情喻庶众,理贯社稷;深耕生活,心系百姓。他在人生道路和创作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这个目标,直达质点、直抵鹄终。这不仅见诸于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而且更体现在他于创作高峰时所名世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张来兴》《互作鉴定》《灵泉洞》《十里店》《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之中。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通俗、诙谐、滋实、淳朴,充满了时代感和现实性,无一不是对生活的艺术化和对艺术的生活化。事实上,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有感而发,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先进的指向性,而绝非表现自我,更绝不无病呻吟。他说:“为创作而创作,也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滑稽。”他郑重地告诉人们,他始终就是把写作当做革命工作来做的,而革命工作的主要动力和对象则始终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说到底,文学永远都是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又怎么能够瞬间离开人民呢?故此,对人民有益和受群众欢迎就笃定成为文艺创作的永恒遵循与至高追求。正是出于这个理念,赵树理曾打算写一部名为《石头底》的长篇小说。他说,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荒村里,靠喝粥写下了他千年不朽的《石头记》。不过他所写的都是石头上面的事,而处在石头上面的则都是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将军王妃、地主豪绅一类统治人的人,而绝不会是苦难深重的亿万中国农民,绝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曹雪芹写了109万字,我老赵写石头下边的人和事最好也写109万字。当然,也许多写了1万字,凑成110万字,或者少写一点,写它100万字。总之,要画出一幅中国农民的全景图,要写出广大百姓的沧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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