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老兵回忆：抗战时最难过是用大刀处决逃兵

亮剑一往无前

        我原籍广东开平，1923年农历四月十五出生于澳门，上面有四个姐姐。父亲长年在秘鲁谋生，最后病死在那里。我小时候在澳门读小学，只读了四年书，因为家里没钱，就没得读了。后来，二姐姐在广东曲江五里亭“万国医务团”工作，可以供我读书，于是，只读过四年书的我报考广西桂林大学，结果被备取了。

我去桂林读书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路过湖南衡阳时，没有了钱，在火车站逗留，忽然上来五六个当兵的，说要检查，他们以为我是奸细，关了10天后把我带到县政府。

审问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黄埔一期学生，当时担任第十军参谋长。容有略是香山湾仔人，香山湾仔就在澳门的对面，他同我也算是老乡了。他先问了我有关澳门的一些事和个人情况，然后问我出来干什么，我说打算到桂林读书，他就说这年头读书没用，你这么聪明，还不如去读军校，出来当军官，打日本人。我说好的。

于是他们就送我到设在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独山分校学习。学校约有三百多名学员，我们属第十七期，我们班五六十个人。在军校训练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动辄体罚我，让我双手高举步枪，站在太阳底下，从上午到下午八个小时，连尿尿都不允许。

除了训练，还要去锯树，造房子，为下一届学员入学做准备。我训练很刻苦，教官让我与他对打，总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制的刀打我，让我爬起来再练。经过苦练，后来教官终于被我打败了。在军校时，爬山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奖了五斤猪肉，第二名奖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过了，我大约读了十一个多月的军校，出来后就加入部队，驻扎在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一带，与日本人打仗。
我本善良，无可奈何枪毙军长

有一天，我们抓到了一个日本兵，当时日本飞机每天要来轰炸，我们把日本兵绑在街道上，心想让日本飞机炸死他算了，结果还是没有炸死。我们就打他，敲他。我们太恨日本兵了。他的胸前口袋里放着一张“千针符”，是用针绣的，可以保佑平安，日本人也信的。他口袋里还写着他家人的名字，看了我也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其实我很慈善的。在家我杀鹅，鹅一下子没死，鹅追我逃，把我吓死了！很奇怪，杀日本人一点不手软，抗战中，被我打死的日本人起码有20多个。1945年12月，第九战区司令部发布训令，颁发给我奖状和精忠救国银质奖章（编号658号）。

最难过的是杀逃兵。部队出去打仗，有的战死了，有的趁乱当了逃兵，能够回来的也就六七成。杀逃兵也要我们来执行，不能用枪，枪声会惊动敌人，用的是大刀，规定一刀解决，不可以第二刀。我实在不忍心，但也没办法，杀逃兵之前，我只好对他说声对不起了。

蒋中正来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有一位叫张德能的军长，因为违背军令，擅自撤离长沙，被拉出会场枪毙，也是由我执行的。我是特务排排长。

那天，一位姓邓的团长小声告诉我，让带两个兵把张军长抓起来枪毙，他指给我看是哪一个。张军长坐在师、军长堆里，我印象很深。蒋中正质问他，你撤退了没有，张喊没有。我们把他帽子摘掉，拉出座位用绳子把他自上而下绑起来，他的脸吓白了。

我手下两个士兵一边一个把他挟出会场，拉出门外没多远，我叫他跪下，用左轮手枪朝他后脑勺开了一枪，倒地后又在他的后背补了一枪，一共打了两枪。

杀自己部队的军长，心里很不舒服，晚上也睡不好。张军长是广东开平人，与我还是同乡。他也有母亲孩子，一想起来就难受。

告别军旅，自谋生路平常人生

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拔到江苏徐州，时间大概是1946年的3月，去跟共产党军队打仗。结果第一仗就败了，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被共产党部队策反了，于是露出了一个缺口。

打日本人我不怕死，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实在不想打，我就提出退伍申请，提了四次，团长就是不批不报。最后，薛岳的儿子把我的报告递给薛司令的副官，副官把报告递给了薛司令。薛司令长官亲自批准我请长假，时间是1946年的4月底，5月初，给了15万元钱和一支枪、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名叫彭和林，福建洪厝祠人。

我们就上路了，路上有检查，我们有离职证明书，不怕。那匹马在广东坪石被我卖了，价值五万元。那把美国产的手枪，很重，威力也大，小炮似的，名叫航空曲（Fourtyfive），是在香港卖掉的，也卖了五万元钱，五万元，当时够买一套西装。

离开部队回到澳门后，我去了大姐夫办的万隆五金厂当经理，彭和林跟我一起干。后来我到了何鸿燊办的顺德船务公司，彭也回福建去了。我在船务公司干了41年，先是跑澳门、佛山、香港，1949年以后，我就跑澳门至香港。

1971年，我工作的佛山号客轮沉没，一百多人都死了。那一天我刚好没去，老婆生儿子，因此请假。命大吧！我属猫，猫有九条命呢，不是吗？在顺德船务公司干到70岁，我不干了，回家了。

我结婚很晚的，1970年才结婚。母亲生病，我服侍了母亲14年，借钱为她治病，条件不好。我母亲是1962年去世的。老婆小我25岁。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香港，女儿在温哥华。

我一共去过台湾6次，第一次去是母亲去世后，找了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希望给点钱，给点福利。但去了后，有关部门相互推脱。在台湾碰到了一些战友，也见了老师长容有略，我给他带去一条烟、一瓶酒，他在家里请我喝酒。我也到台中找了薛长官，他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侨委会”的人，结果人家把信拿去放到抽屉里，没有下文。（泪流满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到头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