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都为饮茶多 ——读李明的《斗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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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勤

自古诗家多茶客，诗情都为饮茶多。茶与诗的“联姻”，是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现象。诗人卢仝嗜茶如命，又擅煮茶。其名篇《七碗茶》把饮茶之妙写得淋漓尽致，堪为千古绝唱。

茶文化研究者李明认为，茶诗写作同样面对为什么写、怎么写等问题。就技巧而言，限韵、用典、化（借）用前人诗句等是常规手段。茶诗可以记录时代时事。当然，诗歌和历史并不能等量齐观，必须明白两者界限，才能更好地“诗史互证”。和其他诗歌素材类似，茶诗写得如何与作诗者的才华息息相关。

李明最新出版的《斗茶录》以民国时期名家的茶诗往来为线索，展示了在战争背景下民国文人的生活及创作日常，涉及西南联大等大学西迁、茶厂初建及发展以及茶专业的大学建制等重要内容。作者以茶入手，以茶诗创作的交集为骨架，铺就了动荡时期的历史画卷。

《斗茶录》由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的斗茶诗、普洱茶、采茶辞、湄江吟和煮茗图五个部分组成。以《斗茶诗》为例，这部分所述茶事始于1939年成都雅集，参与聚会者既是友朋又是才子，即席赋诗，相互之间叠韵唱和，汇集成规模庞大的斗茶诗。柳亚子、郭沫若、董必武所作斗茶诗与雅集没有直接关系，却也是人际关系和抗战底色的真实反映。上述五个部分将茶诗解读、文化阐释、人际交往融为一体，形成诗中有茶、茶中有诗、以诗观史、以史观人的路径，呈现别样文化风景、交往图景和人物侧影。这些茶诗涉及云、贵、川、渝、沪，或是产区，或是销区，可见该书也是对现实中茶产业的一种观照。

李明表示，民国茶诗与茶事大略有如下几种关系：其一，记录实际发生之茶事，如成都雅集喝峨眉茶、巴岳山采新茶、贵州湄潭试新茶；其二，借用涉茶典故，如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尤其常见；第三，用茶字韵。茶诗涉及某种茶类，不能以字面是否提到该茶为唯一依据。有些茶诗出现某个茶名却另有实指，有些茶诗没有直接提到某种茶，但有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际交往作支撑。总体上，茶事隐藏于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雅集诗会之中，茶诗只是承载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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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茶录》，茶与诗的“联姻”，是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