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坚定、变节求生……工运史上的“红与黑”

张丽

原标题：工运史话｜忠诚坚定、变节求生……工运史上的“红与黑”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数以万计的革命先烈蹈锋饮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即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然而，正如有阳光就有阴影，有河流就有逆流，有钢铁就有钢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出许多英烈，也出现了许多偏航者、背叛者。
如果把中国革命比作一座洪炉，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块红钢，在革命岁月里千锤百炼。
绝大部分党员熔铸成坚强战士，也有少数成分不纯者，变成钢渣被抛之炉外。
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对前途悲观失望，贪生怕死、贪图享受，走上了叛变投敌的道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因而，革命史上忠诚与背叛的对比，更有着鲜明的镜鉴意义。
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如罗亦农与袁达时，邓中夏与余飞，都是这样龙蛇分野、炭冰不容，构成了工运史上的“红与黑”。
早年同途，追求光明
邓中夏是我国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在王明当政时期，邓中夏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然而，时穷节乃现，烈火见真金。1933年，邓中夏被捕后，大义凛然，英勇牺牲。
余飞（余茂怀）也不是等闲之辈，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领导过“五卅”运动，和邓中夏一样，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回国后担任过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然而，他的革命经历在1932年戛然而止，这一年他被捕叛变，叛变后还以“老同事”身份去劝降邓中夏，却被邓中夏驳得哑口无言。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湖南宜章人。少时就读于本村私塾，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当时杨昌济先生在此兼职教书，邓中夏与好友蔡和森常到杨家去，并在杨家结识了青年毛泽东，成为好友。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中文系），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结识两位人生导师，这是邓中夏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机缘。1920年3月，邓中夏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年夏天他大学毕业，拒绝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和到政府当官的“肥缺”，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其实只在哲学系挂了个名，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筹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到长辛店等地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工人组织等革命运动上。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建党初期的58名“种子”党员之一。
1921年7月，他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开会前夕离开上海到重庆从事革命活动，未能参加这次开天辟地的盛会，就像是做好了满桌饭菜，开饭时却没有上桌。一大之后，他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922年书记部北迁，他担任总部主任。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邓中夏牵头提出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等议案。这一时期，他还积极创办各类工人杂志和报纸，他主编的《劳动音》《先驱》风行一时。
在邓中夏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时候，余飞也在上海成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余飞（1902-1956），又名余茂怀、俞飞、余慕怀，安徽黟县人。电车工人出身，在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作。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回上海。邓中夏也转移到上海，任上海大学总务长。这一年，在上海的余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工运最低潮时入党，可见他当年还是很有很真诚的革命追求的。这一时期，邓中夏在上海小沙渡办了工人夜校，随后又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余飞在法电从事工人运动，两人的工作轨迹开始有了交集。
1925年5月，邓中夏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担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紧接着，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总工会发动省港大罢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邓中夏在广州领导省港大罢工，厥功甚伟，他和苏兆征被称颂为省港罢工中的“两盏明灯”。这一时期，余飞也进入高光时刻，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任上海法电支部书记，1927年参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按他自己的说法，每一次都“冲在前头”。
时穷节现，龙蛇分野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奋起反抗。邓中夏参与了筹备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中旬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2月，前往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同时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留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这个时候，余飞也到了莫斯科。1927年7月，余飞任武汉江岸区委书记，1928年任湖北省委常委。不久后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当时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党的工人成分，余飞因其工人出身当选为中央委员，地位高过了邓中夏。后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兼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成为邓中夏的同事。留驻苏联期间，邓中夏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武装斗争。余飞亦于1930年回国，回国后一度风光，留在中央任总行委委员，1931年任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时隔不久，他们都受到王明宗派集团排挤，1931年3月，邓中夏被撤职，前往上海听候处理。到上海后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也无经济援助。全家生计靠妻子李瑛到纱厂做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一个月收入7元。邓中夏还经常用这点钱来救济地下党员与贫困工人。
这个时候余飞也不得志，他不服气，追随罗章龙反对王明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中央“非委”——这就成了分裂行为，因此而被开除党籍。1932年，邓中夏被安排了个“闲差”，担任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而余飞则于这年9月在安庆被捕，很大程度上由于党内斗争的积怨，他被捕后当即叛变，不仅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招供了自己的身份，还出卖了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他在《自首书》中提到了邓中夏，并为他鸣不平：“邓中夏过去是中委兼宣传部长，算他是犯了错误，但他已具有悔过书，为什么还要调他浦东区委宣传部任发行干事作跑腿工作？为什么他接受了小小的干事，还要骂他工作不努力，或故意命他起草小小宣传纲要而故意加以东涂西改，以羞辱他？”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由于叛徒出卖，在法租界被捕，后被引渡解往南京。他不是余飞直接出卖的，但和当年余飞等人的叛变有着相当深刻的因果关系。敌人为了劝降邓中夏，派了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叛徒余飞来“做工作”。余飞对邓中夏深表“同情”地说，你是党内的老同志，现在被莫斯科回来的小辈欺负，我们都为你不平——他忘了自己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句“我们党内”，说得余飞哑口无言。在此期间，余飞还曾试图劝自己的妻子陈修良投降，同样遭到唾弃。
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邓中夏在狱中写下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步走向刑场。
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说吗？”
邓中夏说：“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临刑还要进行革命宣传，敌人害怕了，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年仅39岁。
余飞叛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其发出通缉令。为了保命，余飞从此淡出江湖，后来经历不得其详。据一份“国民党安徽籍将领”资料称，余茂怀1933年在南京加入国民党，1934年任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长、书记，1937年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少将司令，1938年1月任国民党第九战区少将纵队长，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科长。1939年3月，任三青团渝支团组长、书记，重庆总动员会经济检察队长。1940年任国民党中央工商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1947年2月任安徽省广德县县长，同年10月因腿部摔伤而离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余飞被发现藏在上海的一家私营制胶厂工作，随即被捕，1956年3月死于狱中。
有道是“顺境逆境看担当”，两位工会领导人，在遇到排挤打击时，一个泰然处之、任劳任怨；一个拉帮结伙，弄权争利。在被捕之后，一个忠诚坚定、慷慨赴义，一个变节求生、卖友求荣。结果一个成为先烈名垂青史，一个沦为工贼黯然谢幕。其中教训，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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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