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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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与巧妙批驳

    在谈话中，邓小平一般是与人为善的，但对不友好的谈话对象，以及敌对的谈判对手，却往往会抓住对方逻辑上的漏洞予以巧妙的反击，使对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达到说理的目的。比如，有人把打乒乓球和毛泽东思想挂钩，邓小平批驳道：“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针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的问题，邓小平反问：“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邓小平批驳“四人帮”贫穷的社会主义论，指出：“哪里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比较有名的“针锋相对”有五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论战，苏方提出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不听自己的，理由是苏方援助过这些国家。邓小平回答，“你援助人家，人家也援助你”。第二次是与江青等人的斗争，邓小平自己说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第三次是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第四次是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这次的火药味可能比不上法拉奇的那一次，但对年过八旬的邓小平来讲，这既是智力的较量也是精力的较量。他最终赢得了胜利。第五次是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围绕香港回归问题的交锋。邓小平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用治权换主权的提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设身处地与妙对赞扬

    在谈话中，能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问题，是保持谈话气氛，达到谈话目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邓小平特别善于这样做，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比如在江西劳动期间，邓小平主动和工人沟通，让他们称自己为“老邓”；到鞍山钢铁厂视察的时候，厂领导对以前批判过邓小平的事感到惭愧，邓小平安慰，“这不是你们的错”；对深圳好的投资环境，邓小平说，“要是我是外商的话，我也会在这里投资的”，以此鼓励当地的干部群众。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邓小平不卑不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来自人民的赞扬，他实事求是的回答，既委婉又得体。有人强调邓小平在二野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没有刘，哪有邓？”对意大利记者的称赞，回答：“革命者还能不做事？”对群众感谢自己，邓小平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标语上写得清楚，是因为政策好。”邓小平客观评价自己：“荣誉太高了是个负担”，“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

    创造性语言

    邓小平勤于动脑独立思考，不怕闯“禁区”，还表现在他敢于说前人或别人没说过的话，根据新的实践作出新的论断上。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是他首次提出并进行科学阐发的，完全体现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比如，“高峰、中峰与低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是实事求是派”，“不当‘头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树立雄心壮志”，等等。

    情真意切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对生活充满了爱。因此，他对周围美好事物的赞美是真诚的，对党和国家、对同志和亲人的感情是真挚的。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发自内心的对祖国和人民真挚的爱。比如，“希望能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邓小平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当做毕生奋斗的目标。他曾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文革”时，在江西劳动期间，邓小平为子女的问题七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他对子女、家人真切的爱。谈到毛泽东，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在谈到因难产而去世的第一位妻子时，他说，“张锡媛是少有的漂亮”。

    此外，善用肢体语言也是邓小平的特色之一。单就握手而言，他就有四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解放战争时期和1975年，他分别开过两次“不握手会议”；1989年，中苏高层会晤中的“只握手，不拥抱”；1992年，他又主动提出要和年轻人握一握手，因为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