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为求生存写书 毛泽东批把自己说的太坏

亮剑一往无前

末代皇帝溥仪是个世界级的奇人，所以改革开放不久就有外国人将其事迹拍成电影，而且多国多地参与，拍成之后获得了1988年度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奖。其所依据的除了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之外，就是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以来，已经发行了两百万册，是部非常畅销的书。


　　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活着成为最高价值，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取悦于社会主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的太坏”，他说的也就是这种“犯人心态”。


　　例如如何认识他在宫中时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我们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和后来溥仪对庄士敦为人和事迹叙述中可见他对这位“洋师傅”是有好感的。可是这一节的题目就是“庄士敦和我崇拜帝国主义思想”，文中把他说成是“英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祖国人民的敌人”。其实，当年溥仪作为青年人（只十六七岁），厌倦清宫腐朽没落、死气沉沉的生活，厌恶宫中的礼制，平时连到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他向往摆脱这种专制的桎梏，逃离皇宫，到欧洲去旅行、游学，怎么就叫“崇拜帝国主义”呢？这与那个时代凡是有官方背景的外国人必是该国“间谍”“特务”的主流舆论有关。另外，关于胡适见溥仪的过程，“灰皮本”介绍起因、过程与结果都与实际不符，其中有谎言，更多的是荒唐的分析。


　　关于起因，溥仪说自己只是新装了电话“好奇”，“只是想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实际上这件事在当年胡适日记（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6月）和溥仪写给胡适的信中都有记录，溥仪的“回忆”是靠不住的。


　　庄士敦与《新青年》许多同仁都很熟，他们都是北京“文友会”的会员。庄士敦在二十年代初还担任了一年的会长，次年就是胡适接任，两人很熟。在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前，庄士敦就对胡适说过，溥仪喜欢诗，曾读胡适的《尝试集》，胡适听了就送给庄士敦一部《胡适文存》，也托庄士敦转送给溥仪一部，可见溥仪与胡适已经有了间接的交往。溥仪通过庄士敦和胡适的书早就对胡适有一定的了解了。5月17日他给胡适打电话，要求第二天胡适到皇宫看他，胡适因为有事，没有答应，约定阴历五月初二（阳历5月30日）进宫。胡适届时前往，在养心殿中与溥仪对谈二十分钟，胡适告辞（因为他下午还有约会）。胡适在5月30“日记”中写道，溥仪除了谈到当时的新文学问题，表示他赞成白话外，又谈到“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不安”。表示他个人想谋独立生活，清理皇室财产，但受到老辈人的坚决反对，因为溥仪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溥仪谈到这些，分明有求得外界理解与支持的意思。这些决不是单纯“好奇”、“只是想看一看”胡适。


　　胡适走后不久，溥仪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久欲见先生，今日相见，深为欣快。上次先生给吾之大作《胡适文存》，良深钦佩。”信中还述说了清皇室数十年来为政不知变通，招致外侮，“且太后用海军费修颐和园，只图一己之私欲，对于人民置若罔闻。独不思一草一木，从何而出，正吾民之脂膏耳。彼以此等倒行逆施，万恶愚妇，原不足论。独惜我堂堂中华大国，为一二守旧人所坏也。德宗本欲变法，太后不惟不允，反出帝于瀛台，百般虐待，此非外人所能知也。后来中国国民知此守旧之朝廷，绝不能持，故有革命之思想。余甚赞成彼等之国家主义，不惜身命而改革此旧腐政治”（《文献·故宫琐载》）。如果说溥仪与胡适见面时，溥仪或许为了敷衍、说点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话，事后就没有必要再写这一封与他退位皇帝身份不相称的信了吧！因此，溥仪在“灰皮本”中关于庄士敦及与胡适会见的叙述和评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其中是否有违心之言也值得研究者考虑。从“灰皮本”所看到的溥仪尽量趋附社会主流意见的做法，是不是与他在东京审判中作伪证（否认自己用黄绢给南次郎的亲笔信）有一脉相承之处？


　　《我的前半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灰皮本”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