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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英:(1899-1987),字铁生,辽宁铁岭人。1916年卒业于天津新学书院,负笈日本京都大哲学科,及德国海德堡哲经系。1925年学成归国,佐郭松龄筹办同泽中学。是年冬参预“回师奉天”之役,事败,蛰居新民屯日领馆,幸脱险走扶桑。次年返国,加入国民党,复赴日人入步兵习军事,间曾为中日外交奔走。1929年奉返国,应陈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嗣迁委员,主持东北党务,并兼第六届中执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创办中山中学,及《时与潮》杂志。
某种意义上,《齐世英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更像是《巨流河》的一种史料性补充。去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大热后,追根索源,作为书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主角之一———齐父齐世英的生平履历自然引人关注。
《巨流河》出版后,台大教授陈芳明称之为“用简单句、肯定句完成的作品”,评论界则誉之为“这不是一部史书,却像史书般真实”。相较之下,《齐世英口述自传》严格尊重本人口述风格,所以行文更“简单”,语气更“肯定”,文风更显质朴,尤其是间或穿插齐世英个人的心理想法、以及视事处事态度,更易牵着读者的心理感受,一路穿越时空,带往近百年前的历史现场。虽然全书篇幅达到19万多字,但实际收录的历史“区间”却并不久远。作为国民党著名党务专家,齐世英的这本口述并没有从自己呱呱坠地之时聊起,没有挑灯夜战的勤学苦读,也没有拉那些油盐酱醋的家长里短,而是以相当篇幅,专注于郭松龄将军兵谏张作霖的全过程,乃至兵败后自己不得不藏身于日本新民屯领事馆的那段寂寞难耐的岁月,特别是自己与张学良的诸多纠结。
齐世英与郭松龄当属忘年交,郭松龄起兵伐张时,齐世英鞍前马后,既操心也尽心,一心辅佐郭将军完成大业。郭也视齐为自己的心腹,二人在重大问题上多有交流,说心心相映亦不为过。即便如此,齐世英在总结兵谏失败原因时,言语之间,可见其竭力尽量秉持公正。
在齐邦媛的《巨流河》里可以看到,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真正接触并不多,但在历史特别是东北问题上,这二人却显得极其重要。从时间上看,二人接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时期,二是西安事变前后,三是在台的最后一次谋面。前面两个阶段,本书均有着重陈述,最后那次,可能因为年老体衰,抑或觉得已然不重要,所以并没有成为本书的重要细节。
在齐世英看来,郭松龄兵谏时期,自己与张学良并无私人恩怨,因为自己跟随郭松龄将军“反的是张作霖”。况且,在齐世英的眼里,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但玩乐过甚,学思不精,难当东北大任。西安事变前,为谁主政东北一事,齐世英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并不轻松的角逐。齐世英从所获取的诸多信息判断得出,张学良对此相当重视,视自己为惟一竞争对手,甚至认为,这也是张不惜西安事变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很显然,如果顺着齐世英的思路一直看下去,与我们当前所了解到张学良的形象视角,显然格格不入。建国以来,有关张学良的影视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对张将军形象的刻画,除了英俊帅气外,再就是很爱国,明大义。
那么,在郭松龄兵谏和西安事变这两大历史事件上,张学良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曾出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该书虽然囊括了张学良大半生的经历,但对郭松龄、包括后来的西安事变留有较大篇幅,足见这大事件在张学良心目中的份量。
由于所处视角不同,抑或由于各自口述侧重不一,或者刻意回避什么,在张学良的口述里,郭松龄并非如同齐世英描绘的那般伟岸。张学良觉得自己同郭松龄私交甚笃,甚至还认为自己对郭松龄的弱点看得比较准,对其“叛变”早有察觉。郭松龄向张学良坦陈自己宁折也不弯,而张学良则表示自己是宁弯也不折。与其说这是郭、张二人双方自我性格的展露,倒不如说是一语双关的暗地交锋。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自认为“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虽然就“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关系,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较为激烈的交锋,但事情的直接起因则在于,张学良不满蒋介石对待学生运动的血腥态度。
到底是张学良,还是齐世英的口述更接近历史真相?即便此二人本着最客观的心态陈述历史,但亦难免因所处位置差别与局限性,导致结论的差异和欠准确,比如二人对郭松龄的评判就大相径庭。
实际上,正是由于缺乏严谨的学术式考证,口述历史往往难以逃脱个人有意无意主观意识的纠结,这也许正是口述历史的局限与宿命,即便事实再如何力图客观,但个人评价难脱主观。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曾用名李毅,1901年6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张学良童年的生活环境是动荡不安的,学生时代也未进过正式学校。 6岁时其父张作霖特聘台安县举人崔骏声为其开蒙,13岁从师金梁学文。
1915年随父进入奉天(今沈阳),在家设专馆,聘请教师,学习国文和英文。十五六岁是张学良走出家庭步人社会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面对日俄的野蛮侵略,张学良参加了爱国储蓄、推销国货、救济灾民等反日爱国运动。同时,他接受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中国的希望”的演讲教育,下决心从我做起,立誓救中国:这个阶段由于参加网球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接触了普赖德等欧美人士,受外国师友的影响更多,在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思想到行动开始向青年爱国者转变。
张学良从19岁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开始了戎马生涯:20岁任少将旅长,22岁任梯队司令,24岁任军长,26岁任军团长。此间,张学良奉父命参加军阀混战和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争。在战争中,他看到无辜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极为反感,开始反对内战。他提出了“息内争,御外侮”,力主和平统一祖国,和平建设祖国,以增强抵御帝国主义的实力,反帝爱国的政治主张。
1928年6月4日,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遇害。28岁的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主政东北。1928年8月,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明确教育宗旨:“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办好东北大学,他礼贤下士,高薪聘请著名学者到校任教;创立校董会,从严治校。实行学院制,强化各项管理;增添新学科,开拓新领域;用世界最先进仪器,装配实验室和实习厂,创造教学和科研的优越条件;奖励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发展体育运动,健身强国;出资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使刘长春成为中国参加奥运的第一人;增加办学经费,由年经费72万元增至16U万;解囊捐巨资,建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教授住宅、罗马式体育场。
由于张学良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至1930年, 东北大学已成为国内办学经费、教学、体育场所、校园占地面积及环境,拥有六大学院24个专业,300名教授,3000名学生,一流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张学良不仅呕心沥血办大学,而且办同泽小学、同泽中学、 同泽女子中学等多所中小学校,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 毅然宣布东北“易帜”, 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193U年4月,爆发了蒋、阎、冯各派军阀的中原大战。9月18日, 张学良发表了拥护“中央”、维护“统一”、倡导“和平”的“巧电”,进行武装调停,避免更大的内战,维护了国家的和平和统一。10月9日,30岁的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
此时,他提出“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 ”的号召,力主建设新东北,促成国家现代化,以消弭邻邦的野心。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东北的夹缝中与之抗衡,进行工业、农业、林业、商业、文化教育、铁路交通、航空运输等方面的建设,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可观的成效,为东北地方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
1931年,日军发动 “九一八” 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仍主持“长城抗战”。1932年,张学良任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 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4月2日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5年12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会后,只身去上海,会见李杜等抗日名将,探讨新的出路。此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学良派专员携款到北平慰问参加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随后又派人营救出了因参加运动而被北平当局逮捕的东北大学40余名学生。
1936年2月,张学良同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会谈,达成停战、互相通商等口头协议。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双方达成了 “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 ” 的协议。10月22日,蒋介石亲临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 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剿共”的立场,于是张学良进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 “ 西安事变 ” ,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的通电。蒋介石被迫许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诺言。“西安事变”对结束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纪念“西安事变” 2U 周年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称张学良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到蒋介石的软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4年之久。辗转流迁,先后在南京宋子文和孔祥熙公馆、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寺、安徽黄山居士林、江西萍乡绛园、湘西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阳明洞、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台湾基隆、台湾北投复兴岗等地幽禁。
进入晚年时期的张学良, 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期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他一直关心故乡的情况,关心他当年苦心兴办的东北大学,亲自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担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校董会名誉主席。
公元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先生与世长辞。张学良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他的爱国与牺牲自我是密不可分的。“牺牲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家庭、财产,权利、地位、荣誉等。 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他可以不做大军统帅,可以不要优裕的生活, 甚至不要家庭,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发动“西安事变”,并且送蒋回南京而被软禁54年无怨无悔。 正像他在送给东北大学校友张捷迁的诗中所说:“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 张学良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永远为世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