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12）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12）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12.愤然与蒋介石绝交
    李济深获悉后，他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为了救国也是为了自救，只好采取兵谏的方式，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策动各方面共同反蒋抗日。”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司令彭德怀商谈合作反蒋抗日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云逸为中共驻十九路军代表。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军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精诚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在三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如果合作成功，中国革命也可能是另一个前途。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黄埔军校100多人，有好多爱国青年，比方暗杀蒋介石没成、暗杀汪精卫的王亚樵，有一拨人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失败了以后他们就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而且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当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污蔑‘赤化’而遭解散，宣侠父就南下，到父亲的家乡继续革命活动，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父亲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
    “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和冯玉祥上庐山和蒋介石面谈，告诫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
    1938年8月，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大同盟”宣布解散。
    1940年，李济深调任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旧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居中加以调处，所以桂林办公厅管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粤、桂、湘、赣等八个省。
    但是，桂林办公厅是一个承转机关，蒋介石用意很明显，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踪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时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
    李济深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