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13）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13）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13.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时，胡志明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来中国访问，我父亲也参加接见。胡志明认识我父亲，还是好朋友。会见时，毛主席站第一，我父亲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父亲那去了，拥抱接吻，这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上纪70年代，中越关系紧张。1979年，党中央派李济深之子李沛瑶访问越南。
    李筱桐说：“当时胡志明已经去世，越盟的元老中只剩下武元甲，那时候也有80多岁了，眼睛已经瞎了，一听说是李济深的儿子来了，就一定要会见。他就用手摸着我哥说‘呀！太像了’。不过，我哥确实很像我父亲。这次访问之后，中越关系得以改善。外交部称赞我哥哥说太有外交能力了。”
    在桂林办公厅，李济深还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的“三户印刷厂”，使其免遭查封；对宋庆龄、陈嘉庚等从海外所募集支持八路军抗日的医药物资，他力排蒋介石特务的干扰，尽快批示放行；他还出面阻止蒋介石特务对陶行知育才学校的捣乱活动。
    1941年1月，国民党右派制造“皖南事变”，逮捕了叶挺将军，大肆捕杀中共人员。“父亲非常气愤，立即用桂林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和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到香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遭到强行撤封时，父亲应周恩来的要求，组织力量把李克农从特务包围的办事处营救出来，并协助各种迁移工作。当时廖承志被捕，关押在顾祝同处，父亲知道后，立即派人去叮嘱顾祝同在生活上照顾好廖承志。父亲还多次从各方面保护和照顾好叶挺的生活起居。”
    李筱桐说，八路军南京、上海、武汉等所有的办事处中，最出名的就是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李济深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销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就职”。
    1946年7月，蒋介石3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却未置一言”。在庐山，蒋介石只两次会见李济深，最后一次却避而不见，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他以送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6年11月底，李济深联合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他积极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他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20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蒋介石在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正因为我们国民党，被独裁专制势力劫持之下，违背总理遗教，拋弃了‘三民主义’，压迫一般人民与民主分子，对广大人民采取治上苛酷的剥削政策，引起全国之不满。”
    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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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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