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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13 08: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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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终结了吗?
从艺术角度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堪称大手笔,滔滔的思辨一点没有伤害小说细腻如丝的艺术感觉。或许,今天透过昆德拉反思现代主义,并非反思现代主义的美学形式,而是反思现代主义对自律性极度强化背后那种原子式个人主义。
中国对昆德拉及其自律现代主义的接受,其实内在于自身的期待视野。昆德拉跟八十年代中国的契合,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生活经验的东欧籍作家,昆德拉所写的经验内容很容易在彼时中国读者中引起亲切感,虽然中国读者很可能误读了昆德拉的政治态度。更重要一点在于,他对小说现代性、个人性和存在复杂性的阐述,令中国读者如获至宝。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从写作到研究前沿都以极度饥渴的态度吸纳着外来资源。如果说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以其形式实验启蒙了八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先锋浪潮的话,昆德拉则以个人主义小说立场及勘探存在的姿态使过度匍匐于僵化现实主义的中国读者大开眼界。
进入九十年代,昆德拉小说依然畅销,这也许既源于他对性和政治这两个最具吸引力题材的持续开掘,更源于他作品过人的哲思和诗性品质。昆德拉写性而不止于性,他总是以性为镜像,使性书写获得象征、诗性品质以及对存在的挖掘、勘探和阐释能力。
昆德拉跟八十年代中国的相遇并非偶然,在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一种被重返和审视对象的时刻,反观昆德拉,并反观八十年代形成的现代主义观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八十年代中国接受的现代主义正是一种纯化的现代主义,它包含着以高度自律性为目标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这种现代主义立场以审美自主立场将中国文学从庸俗现实主义中拯救出来,却不自觉送往了脱社会化的自我沉溺的深渊。
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社会环境激变的条件下,这种“现代主义”当然成了被反思的对象。我们因此可以理解新世纪底层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等现实性书写的重新崛起,它们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现代主义是多样的,不同区域存在着多元现代主义的可能性;审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绝对化的历史阶段。反思现代主义常常带来现代主义终结论。我们要问的是,在倡导民族传统成为一种潮流和倾向之际,西方的现代主义资源之于中国已经完全失效了吗?
当然不是。如今声称学习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大师已有被讥为东施效颦之虞,可是这些大师提供的文学配方依然不乏追随者。强调精神异化的服膺卡夫卡,强调形式变革的喜欢博尔赫斯,强调魔幻现实的追随马尔克斯,强调自由想象的则爱死了卡尔维诺。
仅以马尔克斯为例,当代中国作家从马尔克斯那里获得的写作资源依然没有耗尽。《白鹿原》从《百年孤独》中借用了百年史述和家族叙事,阎连科则提取了荒诞现实主义和民族历史寓言。甚至就是早年热衷于形式实验的余华在《兄弟》以至《第七天》中也不断掏出历史寓言和魔幻现实的马尔克斯药方。
可见,对同一作家可以有不同挖掘;从不同作家可以获取多元启示,既然现代主义是多种多样的,又怎么可能被一个“终结”一言以蔽之。即使是昆德拉的自律现代主义恐怕也未必耗尽其全部正当性。必须说,一个作家勘探存在的思想能力及诗化象征的艺术造型能力是任何时候都稀缺的资源,对于当下中国文学而言,昆德拉提供的也许是一面现代主义中魔的镜子,而非一部指明道路的启示录。
现代文学那种精神反抗性和艺术探索性逻辑确实在当代消费主义主导下的网络文学、流行文艺中终结了。可是,依然有坚守着精神艺术领地的严肃写作。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已经不再有一张可以照单全抄的现代主义文学配方了。今天的中国作家必须在独特的中国现实和艺术问题意识下,综合中西方多种文学资源,出示自身的诊断性和创造力。
必须说,固守原子式孤独自我的审美现代主义确实已经无法回应当代中国的文化迫切性。这是当代中国小说涨破了昆德拉小说观之处。我们在昆德拉最新作品《庆祝无意义》中会发现,昆德拉确实是一个失去空间性的无法拯救的孤独的小小原点,而且他一直不愿从虚无中走出来。相比之下,格非在技术上向传统小说资源转化,在观念上重建时间性、总体性等被现代主义解构的价值也许正应了王安忆十几年前所说的我们“应当勇敢地掉过头,去寻找新的出路”。
昆德拉应该是一个被扬弃而非抛弃的作家。他对小说精神的各种设定并未完全失效,坚持个人选择的自由,坚持对存在复杂性的勘探,这些对今天的小说而言不但没有过时,甚至更加迫切。
我们要扬弃的是他对总体性理论彻底质疑之后产生的文化虚无感。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他既呈现了情性合一的特蕾莎的困境,又出示了性自由主义者托马斯的难题。他既没有以性自由反对性专一,也没有以性专一反对性自由,他的观念要复杂得多,也虚无得多。在他那里,存在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生命处处都是陷阱。对他来说,写作就是写出这些生命的陷阱。所以,发现是小说的唯一功能。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身处总体性崩溃的现代性背景下,小说除了去说出,还必须努力去确认。这里也许可以说一说海明威。海明威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年轻时代,他通过《太阳照样升起》等作品呈现了二十世纪战争所产生的文化虚无,晚年的他在《老人与海》中,重拾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话语,重建了二十世纪的人面对破碎如滔天巨浪的存在的勇气。这是海明威在冰山原则之外的文化意义。
可是我们再看昆德拉,他的个人主义现代小说观曾助力后革命时代中国小说的关山飞越。可是,当总体性的远景丧失之际,他依然站立于原地“庆祝无意义”,这对于经历过现代主义洗礼,深陷意义焦虑的我们,岂能心有戚戚焉。
本文为节选
原刊于《花城》2018年0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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