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17）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17）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17.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