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无德！民国史上的三大文化汉奸

亮剑一往无前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与这两大文化汉奸比肩的，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胡兰成。 一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冲淡天地。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三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嵊县乡下，家贫，少时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1927年曾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1937年3月受汪精卫之邀请，任上海《中华日报》总主笔。上海沦陷后，胡兰成又被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主笔，1939年12月正式前往南京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成了可耻的文化汉奸。1943年与张爱玲结识相恋，1944与张爱玲结婚，一纸婚书上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1947，两人就离婚了。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居然靠东躲西藏，逃过了审判，后亡命日本。 胡兰成作为文化汉奸有多么无耻，可从其所著的《今生今世》中看得很清楚：在汪伪政府宦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日本人，为日本兵作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投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 更有甚者，胡著《山河岁月》中，“抗战岁月”那章一上来就说：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 所以日本侵华导致的惨烈抗战，其实对“奢侈小气造作”的中国是好的。他以流亡学生举例： 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对逃难的夫妻他这样描写：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 在胡兰成看来，这些中国男女老少都该感谢日本侵略，否则年轻人哪有机会郊游恋爱，夫妻感情也不会分外深重了，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在这三个文化汉奸中，生活作风最差的当属胡兰成。《今生今世》是胡兰成的自传体作品，里面写了与胡兰成有关系的8个女人，除了后来染病的全慧文及被张爱玲取而代之的应英娣（歌女小白杨），其他的6位，书中所占篇幅竟大致相同，平均用力到如此，胡兰成还是应了他不做选择的话。这8个女子中，有民间女子5位，分别是发妻玉凤、女教师全慧文、护士小周、斯家小娘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剩下的3位，一是红歌女，一是临水照花的才女张爱玲，还有一位，最后则与胡兰成在日本相守于老。这个女子比起张爱玲的不寻常来，竟丝毫也不逊色，她便是原来上海滩黑帮老大吴四宝的压寨夫人、上海滩的大姐大佘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