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21）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21）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21.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
    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祥的笑脸，而是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
    “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后，“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张治中便率部赴沪作战。”12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上海顿时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到不堪想象的地步，加上在苏州遭到蒋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张素我对父亲的苦闷记忆犹新，她说：“父亲辞职以后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喜欢看的古书拿了出来看。”
    张一纯说：“父亲太累了，他想休息，就回到安徽，之后就到了湖南。到湖南有一个事，当时让他执行‘焦土政策’，让火烧长沙城，结果将他革职查办。”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在湖南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当时徐特立是“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张治中在湖南任内期间，与中共领导人融洽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浏阳县县长捏造罪名将一名“中共”干部枪决后，徐特立将此事通告张治中，张治中在查明真相后，马上将该县县长撤职予以严惩。
    1938年9月4日，张治中甚至发电向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的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有利于抗战大业。”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激怒白崇禧，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1946年2月25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在重庆签订军事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两人正争得面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张一纯说，“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
    张治中曾对此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践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彪。“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有向周恩来询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