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23）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23）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23.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再到南京去。”
    张治中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毛泽东）每次都亲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张一纯说：“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中共”的问题、对苏联的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
    张治中四次上书蒋介石，为“国共”合作问题不惜大胆在蒋介石面前直言利弊。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张治中认为正是“中共”问题没处理好，才“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产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张治中“二到延安”之后的1945年11月，重庆正在准备展开军事会议，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在新疆再写万言书，通过郭寄峤带给蒋介石。张治中在信中力言对“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在兰州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张治中认为当前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蒋介石对此并无下文。
    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自己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使谈判破裂。当时国民党派了专机，准备把代表团全部接回。在周恩来的劝说和挽留下，张治中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南飞，而是留在了北平。
    周恩来说，“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今天不能再对不起第二个姓张的朋友。你一定要留在北平。“留在北平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二是要继续谈判。”张一纯解释说。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一度心情苦闷。他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而张治中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将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对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此时，在上海，张治中家眷住在大哥张一真家中，张一真与妻子钱妩则住在上海另外一处房子里。此前，他们乘坐蒋纬国的飞机来到上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