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

沩水云飞

[导读]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


温州永嘉桥头镇地理位置偏僻，但是桥头钮扣市场却一路风生水起，堪称当时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市场。吴峻松摄


上世纪80年代初，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桥头镇纽扣市场越做越大。 吴峻松摄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

引子：农民工改变中国

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3年。

半个甲子以来，制度之辩常有、观念之争不断，国人命运亦不乏曲折，但均无碍一个国家的整体巨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可以归功于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邓小平，其二就是农民工。总设计师作出了划时代的决策，但绵绵不绝为之挥汗如雨的，则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两相比较，还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农民工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

这批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产业工人，拿着极低的工资收入，基本没有福利保障，总是随意而漫长地加班。他们默默承受，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全球资本到中国逐利。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世界工厂机器轰鸣，他们人生中最具活力的时光就这样消逝在流水线上，数年如一日重复着单调的动作，给商品打上“MadeInChina”的标签。

因为农民工，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和出口国，在国际贸易的大舞台上唱起了主角，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

农民工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1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长期依赖工农业剪刀差哺育工业现代化，农民成为市场竞争下的弱势群体，负担一度沉重不堪。亿万弱小农户能够免于破产，正是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迈进了工地、工厂，以工资性收入弥补微薄的农业收入，巩固了农村家庭经济。农民工这种特殊身份，令他们进可务工，退可务农。有了生存的进退空间，农民工尽管每年如候鸟一般迁徙，但已经成为一个内在稳定的群体。

农民有了生存的第二条道路，农村有了以工补农的机会，在中国利益与矛盾趋向多元化的这30年中，农村政治和社会秩序始终保持稳定，保障了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

农民工的出现加强了中国内部环境的流动性。

从1970年代起，第一批农民洗脚上岸，从生产队的土地上走了出来，从社队企业、集体经济中转化出来，成为最早的广义农民工。

1984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商品经济，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商品贸易带动工业生产，城市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大增，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这一年，“农民工”一词正式诞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随后中国下定决心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产业布局遍地开花，城市建设快马加鞭。农民工流动因此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到现在，中国农民工数量保守估计已在2亿人以上。

从牢固地将劳动力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中突围，农民工率先对1958年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展开冲击。他们跟随着市场流动，打破了国家配置资源的单一形式。他们得以进入各个行业，体现出了社会各种分工的市场价值。

僵化的中国，因此充满活力，丰富多彩。

近些年来，对农民工的各种调查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相比于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风流人物，农民工这个重要的群体，给予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却一直未有广泛传播。

在现实中，他们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强大了国家，自己却只能拥挤在逼仄的城中村；他们繁荣了城市，却留下了一个寂寞的乡村；他们穿着最廉价的T恤，生产着最昂贵的GUCCI和LV；他们每天照顾着雇主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一年才能见上一回。他们是中国强大的力，也是中国深沉的痛，时刻考问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性。

随着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渴望在城市被认同，以冲破城市内部形成的二元结构。农民工讨薪、富士康员工跳楼等新时期的社会问题，无不考验着全社会对待农民工的诚意和胸怀。

作为农民工输入大省的广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与外来工见面的活动中曾动情地说过，广东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跟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外来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可能喝不上水、吃不上菜，甚至垃圾围城，更谈不上会有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外来工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也是今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的主力军。

汪洋强调，关爱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因此，我们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农民，就是不能忘本，我们告诉自己要善待农民工，就是要懂得感恩。

当前中国，一方面正在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摆脱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国际贸易竞争；另一方面则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与农村又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那么连接城市与农村的农民工们，经过30年奋斗，他们会朝哪里去。这无疑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关现代化。

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

帷幕拉开，历史向我们展现这些洗脚上岸的农民，他们的贫穷与困顿，他们的坚持与抗争，他们的开创与收获。动人而珍贵。

这是一场农民迁徙史上千古绝唱的开端。

沩水云飞

由于带动了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温州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和党支部书记。她个人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的标志。1993年，王碎奶达到个人政治荣誉的顶峰，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南都记者吴峻松摄


30多年前的王碎奶第一次贩卖钮扣，一个星期就赚了100多元钱，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力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南都记者吴峻松翻拍

第一批农民商人从温州永嘉诞生

1974年，永嘉县枫林镇人徐李送被推荐读高中了。一天，他坐在桌子上吃番薯丝。母亲在一旁告诉他，吃过了这一顿，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徐李送一边嚼着番薯丝，一边掉眼泪。

4年后，高中毕业的徐李送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全县各地纠正分田单干。看到有人在田埂上私自种茄子，工作队就去拔掉。有人扛着山里买来的杉木要去卖，工作队就上前没收。

徐李送很纳闷。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从几十里外的仙居县贩卖杉木，一扛就是100多斤，才把他养大的。于是，他因为不肯参与没收杉木，被调到医院查账去了。

这是1978年，许多像徐李送这样的人还在为时代困惑，但是一股除旧立新的力量已经在酝酿。这是一个改革四起的年代。

1979年，温州市就在城区开放了几个农贸市场，但仅仅是允许三类主要农副产品上市交易。在广大的农村，生意还是只能悄悄地做。

1978年的曙光

永嘉人太渴望改变生活境况了。

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永嘉农村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

首先是耕地严重缺乏，全县耕地资源最好的是瓯江边的瓯北镇，但是3.5万人只有1.9万亩耕地。桥头镇由于是山区，全镇2.5万人，所拥有的平原耕地只是一个山谷的狭长地带，这里南北纵深约3公里，东西向最宽处约3公里，最窄处还不足1公里。

其次是人口无节制地增长，1962年，全县人口是43.82万，但是到了1978年，达到了68.32万人。人均耕地在20年间从1.23亩降低到了0.57亩。然后是天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嘉县有8年遭受台风、5年洪涝、7年病虫害肆虐、10年干旱。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是，粮食越来越不够吃了。到1976年，粮食产量掉到了1959年的水平。人口增长了25万，粮食却少了12810吨。永嘉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说，当时就算把永嘉所有的地都种起来，都丰收，也不够大家吃的，因为耕地实在太少了。

实际上直到1983年，永嘉全县严重困难户还有1.3万户6.5万人，其中外出讨饭500多人，缺衣少食21650人，栖身祠堂、庙宇或借租住房9800户。反观可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嘉人生存之艰难。

机会终于在1978年出现了。

在距离永嘉15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这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文章通过《光明日报》传遍中国。当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是年末，700多公里外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

但是这一年的温州，很多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还远未出头。温州鞋业的标志性人物余阿寿，这年42岁，因为差点被冻死在海上，刚决定不做鱼贩子，租了个10平方米的店面摆鞋摊；被《中国青年》评为“可能影响中国21世纪的中国青年人物”之一的南存辉，刚刚辍学不久，在街上练摊修鞋；23岁的周庆治与其他524人一起，在温州考上了刚刚恢复招生的杭州大学，18年后，他在胡润中国富豪榜位列第73位。另一位名列2005年胡润富豪榜第52位的叶祥尧，在1978年仍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作坊工厂，18年后，他的资产从42万元增加到23亿元。美特斯邦威的董事长周成建，这年13岁，因为把父亲买给姐姐做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裁缝。

这一年碰壁的人也不少：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竟跳进九山湖自杀；有个卖螃蟹的人，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吓晕，送院不治……

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

是年，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改革开放前，当地有童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这年的年中，在外闯荡10年的叶克春回到了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这个日后名声在外的农民商人，当时27岁。自1969年开始，他的父亲作为劳动力，代表全家去生产队干活，叶克春被默许外出弹棉被，成为当时桥头镇近万名弹棉郎中的一个。而当时桥头全镇总人口也仅2万多一点。

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沩水云飞

像老鼠一样贩卖纽扣

1978年，叶克春回到永嘉桥头镇的时候，商品经济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他的同镇老乡邹永芳，花1元钱买了一只挑货郎兜售的塑料编织虾，并借助当地农化厂的供销员开始往外推销，订单一下子达到数十万元，轰动一时。这种塑料编织品，还有一种金鱼产品，鱼头上两只大眼睛，用的就是台州市路桥区国有纽扣厂生产的玻璃纽扣。

1979年正月初五，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春节刚过，商业嗅觉灵敏的叶克春就来到温州市区，到处询问有没有生意做，干什么才赚钱。他也遇到了一个挑货郎。对方介绍，到台州市的路桥区或许有生意可做。一头雾水的叶克春，与堂兄叶克林和另外两位老乡拼凑了600元钱，赶到了路桥区。路上，一名老乡反悔退出，另一老乡转行做起了塑料编织。最后，叶克春与叶克林被写进了《桥头镇志》，经温州官方认定为桥头镇最早从事纽扣贩卖的商人。

走进“克春纽扣”的门店找叶克春，他的儿媳妇朝一边努努嘴。在楼梯口的角落里，现年60岁的“克春纽扣厂”创始人、数千万身家的叶克春坐在一张矮板凳上，给一包包纽扣过塑封装，满头大汗。

小儿子叶立敏说，父亲太老土了，怎么看都像个农民，不像个知名商人。

成名以前的叶克春更老土。他从桥头镇外出进货，因为没有班车，只能在路口等过往的顺风车。有时候一等几天都不见车经过，“路上真的是一辆车都没有。”

即使到了1979年，经商依然只能悄悄的。外出进货时，身上的钱不能多带，一旦被搜出，就要被盘问。叶克春在浙江余姚被执法人员查过一次，不但随身携带的货物托运单被收走，随身的3000元巨款也没能拿回来。

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像老鼠躲避猫一样，在车站快进快出。一下车，他身上背两个包，两手再各提一个包，夺路而逃。

和后来的普遍说法不同，叶克春回忆，第一次把纽扣刚带回桥头镇的头两天，其实根本卖不出去。当时的他更想不到，他这个“吃螃蟹”的人，竟然引领出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

一个村妇女主任的选择

在1979年经商，确实不是个好行当。这一年，南拳师傅胡玉明开了个眼镜店，开业第一天，营业额是0.5元，第二天是1元，到了第三天，营业额是0。可见生意惨淡。

叶克春心里也没底。在桥头镇的大桥上摆了两天摊之后，他把纽扣一个个钉在白布上，逢顾客就剪下一块白布连纽扣一起卖。其实布比纽扣还值钱。但是生意倒真的因此做开了。一个多星期后，他就赚到了100多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

1979年的温州，正迎来一股走私热潮。大量的走私手表、折叠伞等时髦玩意儿在温州的地下市场交易。这些闻风而来的外地顾客也因此看上了桥头的纽扣，来买纽扣的人越来越多。远至广州这种改革开放先锋地的顾客，也要到桥头大批量采购纽扣。

除了等客上门，叶克春也带着纽扣、塑料编织品、衣服等货物到外地的供销社销售。他说生意真正做大，靠的还是往外推销。人数最多的时候，桥头镇吸引了周边1.4万多人成为购销员，其中出去采购的1200多人，推销的达到1.3万人。

一支主要以早期弹棉郎为主的推销队伍，开始深入全国各地。据统计，当时除了台湾地区，这些推销员的足迹涉及到中国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甚至港澳地区。凭借弹棉被时积累的供销社资源，桥头的纽扣销路渐佳。

1979年，桥头镇的另一个风云人物王碎奶，紧跟叶克春的步伐，走上了温州商业的历史舞台。

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把家里打扮得像个展览馆。一个房间里到处是奖状、奖杯、锦旗、绶带；客厅一面墙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桥头镇的照片，每一张里面都有王碎奶的身影。另一面墙是家庭照片。王碎奶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奥运冠军朱启南，年初刚跟她的长孙女订婚了。

王碎奶命运曲折。13岁时，上游新开垟水库溃坝，水淹下游9个村。她家所在的桥头镇黄堡村受灾最重，170座房屋只剩下9座，良田被毁不计其数。大水来临时，王碎奶本来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却又跑回家想多带走一些东西，险被大水冲走，危急时幸好被人一把拉上了高处。16岁，刚读了半年农业初中，母亲病故，她辍学出嫁到桥头村。

1979年，叶克春在镇里那座大桥上摆摊卖纽扣时，王碎奶还是个家庭妇女。家里公公种地，婆婆养猪，丈夫教书，她自己则当了个村妇女主任。这是个没有工资的岗位，纯属义务“为人民服务”，平常开开会，宣传计划生育。她还是一名赤脚医生，能应付个头疼脑热，仅此而已。

“当时没有生意做，种地又不够吃。”王碎奶很苦恼，作为家庭妇女，不挣钱就没有经济自由，花钱都要问家里的男人要。她说当地的农村妇女，当时都是这个现状。

看到叶克春卖纽扣，当地人也跟着去外面进货来卖，其中包括王碎奶。不到一个星期，桥上卖纽扣的就发展到了42家。王碎奶让读中学的儿子利用周末去外面进货。然后从家里拉出一块门板，把纽扣摆在桥头上卖。

第一次花了一个星期，赚到了100多元钱，第二次赚到了200元。王碎奶乐坏了。直到今天，32年过去，王碎奶提到这两笔收入还是窃笑不已。

以村妇女主任这样的基层公职身份，从事“并不光彩”的小贩生意，王碎奶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看到有镇上的领导经过，她就扭转头去，生怕被发现。其实，村里的其他干部当时也和她一样，都卖起了纽扣。

本钱是没有的，王碎奶每次进货只能挨家挨户凑钱。等到别家要去进货时，又把钱凑给别家。有限的资金因为活跃的民间借贷，在小小的桥头镇上流动性惊人。

叶克春与王碎奶，都是桥头镇第一批经商的农民。两者所不同的是，叶克春是不自觉地带动了王碎奶等人的加入，而王碎奶则带动了当时中国农村一个专业市场的诞生。

沩水云飞

中国首个农村专业市场诞生

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商品经济”这个词还不能公开出现。市场更加是个敏感词。虽然1979年，温州市就在城区开放了几个农贸市场，但仅仅是允许三类主要农副产品上市交易。在广大的农村，生意还是只能悄悄地做。

1980年，温州的走私更甚了。这里的人越来越不安分。中国也进入了全新的80年代，改革春风萌动，大陆在这一年上演了第一部带吻戏的电影《庐山恋》。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此时也从对岸传来。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经济特区。到9月10日，国家总理也换了人。

桥头镇的纽扣商贩们也越来越多，一座桥上挤不下，就摆在了大路边。他们再坚持一年，小商贩就逐渐开始合法化、公开化。

1981年7月7日，中央肯定了个体经济的作用。9月，新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到任，他一下车就到了最繁华的五马街口，眼前全是小作坊和匆忙行走的推销员。他在回忆文章中说，1981年他去温州农村调研。一个农民养一头牛，一年收入1500元，相当于一个干部30年收入；一个老太太，用土机织松紧带，一年收入6000元，比袁芳烈这个高级干部还多好几千元。

袁芳烈当时没有去桥头镇，那里的商人，年收入过万的已经大有人在，过十万元的也开始出现。

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到1982年，桥头镇的纽扣摊位已经有300个，年营业额2000多万元。1983年2月，永嘉县政府正式发文，开放桥头纽扣市场。这年底，镇小学的操场四周、600米长的公路两边，所有沿街楼房的首层，都成了纽扣店铺。摊位达到500个，年营业额超5000万元。

当时每天数千名顾客、上百辆车挤在一条600米长、8米宽的街道两旁，和两座34米长、5米宽的桥上。车水马龙，蔚为壮观。

1984年，298个个体摊贩筹资近6万元，在小学操场上建成瓦棚市场。在随后的两年里，学校的操场、教学楼都被市场侵占。学校不得不另迁新址。

桥头镇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是桥头纽扣市场却一路风生水起，堪称当时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市场。1984年3月，桥头纽扣市场的购销员陈亮把广州百货站积压5年的24吨纽扣全部运到桥头，仅40多天就一销而光。市场能量，可见一斑。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纽扣共计50多亿粒，相当于全国每人5粒。这一年，桥头镇区600余户人家中，万元户数量已经达到80%。888个市场摊位，一年营业额超过了7000万元大关。

“历史出了头了”

桥头市场成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据统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桥头视察过的中央及各部委领导就有28人，包括一位总理，以及乔石、万里、田纪云、谷牧、费孝通、宋平、陈慕华、杜润生等。

由于带动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桥头纽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和党支部书记。她个人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的标志。原本只会讲方言的她，靠着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竟然学会了普通话。1993年，王碎奶达到个人政治荣誉的顶峰，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在的王碎奶，已经把纽扣生意交给了子女。她赋闲在家，接受各种采访和会议邀请。她说自己一共拿了162个奖状和奖牌。

“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指全县包产到户)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1998年说的这句话，其实适用于更大的历史范畴。1984年，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经过了30多年的摸索，也出了头了，商品经济在这一年被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即将迎面而来。桥头的纽扣商贩们，是这场潮流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80后的小儿子叶立敏一路说着与父亲叶克春的代际隔阂。突然他也感叹，他小的时候，桥头镇中心还是一片农田，如今已经变成了工商业中心。然后他又一路说起父亲的勇气和种种不容易。

凯美瑞轿车一溜烟，就载着这个年轻人扎进了店铺林立的街道。60岁的叶克春则坐着农用小货车，继续赶去给纽扣过塑封装。

样本意义

这是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的第一篇。我们将视角投向在改革开放前后最早洗脚上岸经商的温州农民。他们是广义农民工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永嘉县属浙江省温州市所辖，全县地处山区，总人口88.63万，但耕地面积仅36.16万亩，且大多集中在瓯江下游地区。全县人均4分地，县内很多山区人均不足2分耕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永嘉人为生活所迫，流走四方。该县外出自谋生路的弹棉郎遍及全国各地，在时代变革之际，他们为永嘉县寻找到了第一个商机，仅仅凭着贩卖纽扣，就在地理位置并无优越性的浙南山区创建了当时中国农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商品交易市场。

这批最早的温州农民商人，率先冲破了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商品自由贸易的禁区，为今后全国范围的、更大规模的农民工出现，充当了先行者和榜样。

到1984年，永嘉桥头镇已有数千人从事纽扣行业，更带动相邻的丽水市青田县1万人从事纽扣推销。当地短短6年间，将纽扣市场做到了举国皆知，也让温州商人走上了历史舞台。香港《半月谈》杂志称桥头镇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198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为桥头镇题词：“百工之乡，千品万象”。

沩水云飞

参考资料

《温州市志》、《永嘉县志》、《桥头镇志》、《永嘉土地志》、《永嘉农业志》、《永嘉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4年)》、《永嘉解放50年大事记》、《温州市党史资料(第三、四、五册)》、《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上卷)》、《浙南日报(1980年5月至1984年6月)》、《建国以来合作化史料汇编》、《风云桥头——1978-2008桥头镇改革开放纪事》、《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陈大斌著。

历史回放

□1983年，西北大学门口，一名大学生到修鞋摊上补鞋。补鞋的是位温州姑娘。大学生怜香惜玉地说：“一个小姑娘给人修鞋不怕人看不起吗?”

姑娘反唇相讥：“一个大学生穿着破鞋不怕人看不起吗?”

“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当老板。”

“你没有钱怎么当老板?”

“我这不正在挣钱吗?”

这被该书作者认为1983年度关于温州人追求财富的经典对白。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承认以后，被解放出来的生产热情，很快发现“地不够种”，进而自发进城“寻找副业”。这种自发形成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其进城之旅并非愉快的，甚至是要“偷偷摸摸”地进行。1981年12月，国务院还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要求“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从农村招工，也不得雇用农村临时工”。即便在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最早的江浙地区，1982年末，还在浙江的永嘉县出现有24名农民擅自进城做工受到政府处理的案例。在处理方式上，乡政府将认为情节最为严重的3人开除党籍(其中一人就是大队支书)。直到1991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农民工”这个称谓，也正式进入公众的话语体系。

□谭万能整合

链接

为什么是永嘉?

农民自发萌动的商品经济为什么最早出现在温州和永嘉县?现任永嘉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徐李送认为，“永嘉学派”是个精神源头。

永嘉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耕种，当地人在历史上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在南宋时期，出现了与传统儒家学说相异的“永嘉学派”。在朱熹理学盛行之下，“永嘉学派”强调实用主义，认为如果没有功利，仁义道德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他们的代表人物都主张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工商业，肯定富人的作用。

这种学说，通过在许多书院讲学的方式，在民间得以广泛宣传。直到今天，永嘉人都被认为更重视实际利益。上世纪80年代末当地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当时的年轻女性中，有36.5%的人认为要找能赚钱的男朋友，认为要找有文化的男朋友的，只有32.5%。

永嘉县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离海很近，所以永嘉也有开放的海洋文明的特征，那就是眼界开阔、敢为人先。

永嘉县的另一特殊之处是，该县在1956年就掀起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包产到户，虽然很快被叫停，但实际上一直在偷偷摸摸进行。丰富的包产到户经验，为释放农村劳动力打下了基础，让他们得以较早地接触商品和市场，进而将这种家庭经营形式推广到了商业和工业领域，形成了“温州模式”。

沩水云飞

老裁缝朱朝贵一直在义津老街上开店，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义津老街的兴盛。南都记者王子荣摄


安徽枞阳县义津老街全貌。南都记者王子荣摄


现在，枞阳县内的商业中心已移至他处，义津老街早昔的繁盛已不复再见。 南都记者王子荣摄

安徽枞阳：农民抓阄争当“挑货郎”

南都记者寇金明

在新庄生产队，大家都知道挑货郎是很赚钱的。生产队每年专门腾出1到2个名额，由新庄30多个劳力抓阄决定谁去当挑货郎。视生意状况而定，挑货郎每个月给生产队交19至25元不等的费用。

1979年秋，安徽芜湖小轮码头。时年37岁的吴福贵刚走下船桥，准备排队离开码头时，被几名戴着红袖章的陌生人拦下。他们从他的包裹里查出了约20丈土布。

在码头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吴福贵拿出生产队开具的介绍信，不断解释自己是到芜湖走亲戚，布是带给亲戚家的。红袖章不为所动，训斥吴福贵“私自夹带粮、油、棉，就是投机倒把，属于违法行为”，旋即开出了一张没收条，再无更多解释。

这个来自枞阳县钱桥公社桂花生产大队西花园生产队的普通社员，从此断了远离家乡去贩卖土布的念头。

1981年商机出现

1979年的农业大县枞阳，农民还在单纯地种地。

吴福贵所在的枞阳县钱桥公社西花园生产队有190多人，30多户人家，有田地90多亩。每天一早，生产队长在稻场吹哨集合，半个小时内社员集合完毕(迟到罚工分)，集体到水田劳作。吴福贵一天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值0.4元至0.5元，年底根据工分数分配粮食。

社员们看到生产队长来检查了，就出力干；队长不在时，大家就装模作样干，或者怠工不干。有的农村妇女，因为忘记带铁耙子等农具，干脆找根木棍，握在手里，在庄稼间挥动，装作锄草的样子。

此时，包括义津古镇在内的枞阳县内也谈不上有什么商业活动。

义津镇历史有1000多年。这里水系发达，位于菜子湖流域往来长江的通道上，也是桐城、庐江等地到安徽省以前首府安庆的必经之地，人们最初靠舟楫在此交流货物。由此形成的义津商业老街此后一度繁荣，在清朝年间，“街上百工艺人齐集，方圆百里的乡人往来贸易”，据称每天交易者有数千人，邻近的县和乡镇都要到此批发货物，甚至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的客商，都会把货物运来交易。义津老街也被人称为“獭猫地”，说的是集市上鱼卖得快，跟被猫吃了一样卖得又快又干净。

但在1979年，这里的商业活动就显得呆板。老街上鲜有私人店铺，个人做买卖一经发现就会被没收商品。当时老街上有合作社、百货公司、合作商店、合作社下设分店等，总共有四五十家店铺，大多是国营或集体的。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几经反复和争论中，逐步开始在枞阳县试点推广。是年底，全县10240个生产队中有9467个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前，吴福贵一家8口人，能分到2000斤稻谷，只得顿顿喝粥，靠1分的山坡地种些山芋和萝卜，一家人才勉强糊口。包产到户后，吴福贵家里分到2亩田地，一年能收3500多斤稻谷和小麦，交50斤农业税，剩余粮食自留。旱地刚开始主要种红薯和小麦，后来改种黄豆、芝麻、油菜和花生等油料作物，改善饮食结构。

这时，在义津老街上，摆摊做买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周边人民公社的少数社员们，开始一次又一次尝试在土地之外，赚钱补贴家用。小贩们蠢蠢欲动。义津老街的李健生老人说，当时国营商店凭粮票或者粮本供应的大米，每斤0.139元，但是大米已经出现黑市交易，黑市价每斤0.25元。

“挑货郎”重新起步

吴福贵家所在的枞阳县钱桥公社距离义津老街10多里地。公社有纺纱织布的传统。

当时的钱桥人，大多白天种地，晚上点煤油灯纺纱织布。织出来的土布只能私下交易，在家门口等义津的挑货郎来收，一尺0.3元。如果能够到生产大队开出走亲戚的介绍信，就可以在外面住宿，走远一些，比如去到芜湖，一尺土布能卖到0.6元。

1979年春天，吴福贵听说芜湖布匹紧缺，遂一心在家攒布，不料当年秋天第一次出远门就败走麦城。

这个较早尝试外出谋生的人以失败告终，但在邻近的义津丰乐生产大队新庄生产队，“挑货郎”重新起步了。

1981年前后，一个人民公社还只有一个百货公司，一个食品站，商业凋敝。挑货郎挑着两箩筐货物，走街串巷，卖点针头线脑等日用品，一直是不少农民在农闲时的谋生之道。但是“文革”期间，挑货郎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在新庄生产队，大家都知道挑货郎是很赚钱的。生产队每年专门腾出1到2个名额，由新庄30多个劳力抓阄决定谁去当挑货郎。视生意状况而定，挑货郎每个月给生产队交19至25元不等的费用。

社员殷爱法的哥哥曾在抓阄中幸运地获胜。那时的货郎生意，通常一根扁担，挑着两筐货物，针头线脑、镜子、文具、糖果、皮筋、肥皂等小百货，重约80斤，天蒙蒙亮出门，每天至少走20多里地，四处兜售货物。到晚上天黑了找农户家里住，一般就跟农户商量，吃住一天管两餐饭，花费1元钱。

那时听说江西的彭泽县川乡比枞阳富裕，已经有村民住上了砖瓦房。所以，挑货郎除了在附近地区走动，也会远去江西彭泽县。风餐露宿，扣除给生产队交的费用，通常挑货郎每月都能赚60元左右，“比教师强”。

从那时起，月收入38元的丰乐中学小学语文教师殷爱法就动了去做生意的心思。

沩水云飞

4筐鸡蛋赚了100多元

1981年前后，义津南面的白云区也出现一些挑担的买卖人，他们的货品不像挑货郎那样丰富，仅限于乡村土产：鸡蛋、鸭蛋、鸭苗等。在枞阳农村，包产到户有了余粮后，鸡、鸭、鹅、猪等家庭养殖也兴盛起来。1981年前，当地还没有人养猪，到1983年，义津钱桥公社西花园生产队八成以上的人家都养猪了。

白云区龙桥公社陆岗大队新罗生产队的张文龙出生于1966年。1979年春天开始，他的母亲就和汤沟区桂家坝的姑姑结伴，到各个村庄挨家挨户收购鸡蛋，小鸡蛋每个5分钱，大的7分钱，回家分拣，按大小不同，用筐挑到芜湖的菜市场去卖，一个鸡蛋可以卖到0.12至0.15元。那时起，张文龙在周末和寒暑假都帮着母亲收鸡蛋，挑着两筐约100斤的鸡蛋，一天走30多里地。

1983年，17岁的张文龙辍学到邻近公社学裁缝。他听说隔壁21岁的孤女许风莲父母双亡，靠帮人捡棉花、做农活生存，一个月最多能赚20元钱，一年只用1斤炒菜的油。张文龙心生同情，答应许风莲要带她去贩卖鸡蛋，“一趟至少能赚20多元”。

卖鸡蛋是否赚钱，当时属于高度的商业机密，只有做过这些小买卖的人才知道。“如果跟别人说了，今天这个菜市场只有你在卖鸡蛋，一天可以卖一筐，别人知道了，也来卖鸡蛋，那你就只能卖一半。”但张文龙愿意带许风莲去挑鸡蛋卖。

1984年春天，张文龙就带着许风莲挨家挨户收购鸡蛋，然后挑到芜湖去卖，耗时一个多星期，4筐鸡蛋，两人赚了100多元钱。张文龙和许风莲之后结为夫妻。

布匹利润在50%以上

当钱桥区的吴福贵外出卖布受挫，白云区的张文龙挑鸡蛋四处贩卖时，在义津丰乐小学教书的殷爱法从学校离职，开始在义津老街上摆摊卖布。

1983年初，殷爱法作这个决定时，得益于哥哥曾经做过挑货郎，走街串巷获得的商业信息。“那时候，义津老街的整条街上，除了原来的商户，很少有个体摆摊户，经常摆摊的也就三四个人。”摆摊主要销售布匹、棉纱、毛线，以及针头线脑、肥皂等小百货。“那时候商品紧缺，尤其是布匹，利润基本上在50%以上。”

肚子能吃饱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问题。1983年底，枞阳县内布票停用，结束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凭票购布的历史，也意味着布匹买卖可以私人自由进行，义津老街的布匹销售成了最热门的生意。

在家家会纺纱织布的钱桥区，吴福贵在1981年包产到户前，只有一套冬装和一套夏装，没有换季衣服。那时候，大人一般穿蓝色或者黑色老咔叽布，土布做里儿。给小孩买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凭布票购买，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时最常见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过，缝缝补补给老二传；老二换了新衣服，旧衣服再缝缝补补给老三穿。许多衣服都像是家里的传家宝。

但到1983年以后，只要家里攒点闲钱，社员们都会到义津老街，给家人添点换季衣裳。

义津老街的裁缝朱朝贵记得，1983年，他已经开始单干，带着2名学徒，从苏州、杭州、常熟等地进货，一边卖布，一边做衣服。

那时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涤纶，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较多。最好卖的是一种叫做“的确凉”的化纤布料，大家都抢着买来做衣服。

沩水云飞

商贩活跃老街新生

义津老街很快兴盛起来。

裁缝朱朝贵说，原来全义津50多名裁缝组成的合作社散了摊子，很多下设的门市部纷纷成立个体户。

老街商户陈秀兰从1981年开始在街上卖早点，到1983年时，老街各种商户超过200家，服装、鞋子、鸡蛋、鱼、米、山芋等农副产品应有尽有，“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卖不掉的东西。”

此时老街上，各种个体户也纷纷成立，租用老街门面经营各种商品，还有人在沿街空地摆地摊，销售土特产和农具，吸引了远近几百里地的客商，比如：远在菜子湖对面的桐城县孔城镇人都来义津进货；还有庐江的商户，也都通过水路过来；有时也能见到从南京、上海来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过2000人。

弃文从商的殷爱法从1984年开始，经熟人介绍承包了义津区劳动服务公司(集体性质)。他几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迁、淮阴、绍兴等周边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组织紧俏商品的货源，然后承包邻近一些区、县的百货大楼柜台，让当地百货公司帮助销售商品，利润由他和百货公司七三分成。

再后来，殷爱法积累了资本，在义津老街买了房，更花了5.9万元在绍兴柯桥镇的中国纺织城买了个13平方米的门面房。义津有150多人之后跟随殷爱法远走柯桥。

张文龙在卖鸡蛋之余，开始贩卖煤油票、粮票、布票、糖票；再后来，开始收废品，卖小鸭、卖毛线。到1984年，他自己总结出了生意规律：1月2月卖鸡蛋；3月4月贩卖小鸭；5月6月卖蚊帐；7月8月卖毛线；8月9月卖胶鞋。

张文龙后来涉入枞阳县城承包建筑工程，并盘下县城边的一块土地，自建了巨龙宾馆。

义津老街上还有几十名商户，先后去了安庆市继续做小商品生意，并形成了现在以县名命名的市场——枞阳门市场。

去芜湖卖布失败的吴福贵，干脆留在家里种那1.4亩水田和0.2亩旱地，年纯收入约1000元。

这些农村走出来的小贩，经历过那个时代，虽各有各的不同，结局和贫富不一，但都一样精彩。

历史回放

□农村隐蔽性失业问题，20世纪70年代已经初露端倪。1970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200万，1978年到1983年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600万，其结果是人均占有的播种面积下降，1970年到1978年人均下降0.17亩，1978年到1983年人均下降接近1亩。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承认并推行后，更多的劳动力“被迫”从农业经营中转移出来，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来源。

□1976年以后，各地城镇和企业单位都逐渐出现了使用“计划外农村劳动力”的现象，并渐成燎原之势。1979年-1981年，国务院曾连续发出3个文件要求“清理计划外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以“纠正不正之风和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比如198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1981年，仅安徽省即清退102463名，占计划外劳动力总数的64.78%，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已进城的“计划外农村劳动力”之多。

□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1号文件，“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者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农民进城的“合法性”才首次被承认。□整理谭万能

样本意义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地。20世纪70年代末，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实行包产到户，小岗村一举成名。安徽民间一时有“要吃米找万里”之说。

枞阳县，属安庆市，为清末民初安徽省会所辖地，地处长江北岸，承徽人经商传统，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扬帆系缆，车马往来”。沿水路在此出发，后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芜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国即将进入改革开放之际，从枞阳县内的义津镇观察，商业实属已近凋敝。以吴福贵、张文龙、殷爱法为典型的一批当地农民，由此发端，借助长江中下游通达的水运条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贩，推销自织的土布和鸡蛋等农副产品。在国家全面掌握资源、需要凭票购物的年代，他们尝试寻求个体商业的空间和自身生活的改善。

这批小贩不但成为农业大省安徽较早外出谋生的农民工，枞阳义津镇也因为他们的带动，恢复了往昔的商业繁荣。

鸣谢枞阳县委宣传部、档案局、县史志办

总策划：曹轲、庄慎之、任天阳(微博)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陈良军、张炜

沩水云飞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闻到“气味”的张思智异常兴奋，1984年2月9日在日记开头，罕见地打了个标题：农村活起来了。南都记者王有毅摄


仪陇县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思智。南都记者吴峻松摄

四川仪陇：1984年副县长带领农民工“闯京城”

“困难，天天无饭吃，晨光同志给了20元钱买饭吃，还买猪肉送到工地犒劳工人。唐传学同志给了手套30多双，白糖10多斤，茶叶一斤多；县上建筑建材公司，给工人每天每人补助猪肉罐头一个。”

这是张思智1984年所写的日记中的一篇，写于北京。

这位当时已经50岁的四川仪陇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正带着仪陇的第一批农民工闯荡北京。带出去33人，写日记的时候只留下12人。

1978年孤儿陈汝忠谋生

现年65岁的陈汝忠，经营着一家钢材店，店铺位于仪陇县三蛟乡大街自家气派的大洋房首层。他是仪陇县较早外出的务工人员。

陈汝忠出生在地主家庭，2岁丧父，12岁丧母。与他同村的陈炳跃记得，陈汝忠的家靠山，是一栋祖上传下的上百年历史的老屋，因为陈家的成分是“地主”，房子大部分被分给了别人，只留下一个小角落给陈汝忠住。

“家里没有一张床，只有唯一的一个破柜子，睡觉就睡在柜子上。屋顶也不严实，屋外一下雨，屋内也下雨。”从仪陇新县城到陈汝忠老家所在的玉山村，距离约60公里。玉山村被笼罩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异常安静。

“现在这个样子和1978年之前天差地别，以前山上连草都被挖走，一片光秃秃。”陈汝忠的叔伯辈、现年80岁的四社村民陈炳跃回忆说。在老人们的记忆里，1978年以前的玉山村无比萧条。

村里现任党支部书记陈炳远说，1977年到1980年的玉山村，集体生产，打钟吃饭，人多地少，穷得响丁当。比如二社有200多人，人均土地两分多，粮食不够吃。饿了啃树皮、草根、芭蕉头，整个小山村的山顶光秃秃。

吃不饱，没有家，没有媳妇，加上成分不好，19岁的陈汝忠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偷偷跑出了玉山村，到四川巴中拜师学砖瓦活儿，后到粮食局修仓库。第一个月结账，陈汝忠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巨款”：50多元工钱。“回家之后我跟队长解释，每月交30元抵300个工分，我还剩20元。这样连续干了大约14年，直到1977年换地方。”陈汝忠回忆。

不过按规定，陈汝忠这种行为会被严格禁止。但他是个孤儿，极少有人关注他的行踪。同县的任万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第一次到南部县务工，被公社“记”了。1977年夏天，任万方请了石匠修柜子装粮食，竟被公社要求在广播里公开检讨：“我不该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只有搞生产才有前途。”

但即使这样打压，外出务工的人却越来越多，不可阻挡。在陈汝忠和任万方之后，仪陇新政镇新云寺村的漆保元1978年去了延安；度门镇坝头村的任仕雄去了四川广元；和陈汝忠同村的唐家坤，辗转于平昌、敦煌、西藏、新疆等地。他们都是去打工的。

这股自发外出务工的潮流，被“点子书记”张思智看在眼里。他在后来的日记中记着：“这种自发的外出务工，为仪陇人由政府主导走向全国务工打下了基础。”

1979年“劳动力资源”之争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汝忠掌握了泥瓦全套技术，已可以自带10多名徒弟，接下了多个工程。到了1982年，陈汝忠带着一家人坐飞机去西藏，机票每人180元，妻子敬群英觉得这“已经不算是大开支了”。他们住的地方，历经5次修缮、搬迁，由起初的“半角房”变成了7间大房子。和他同村的唐家坤此时也挺进西藏，带了一支近100人的队伍，辗转于多个建筑工程。

这时候，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思智还在苦苦思索，如何由政府主动组织输出仪陇人去当农民工，让大家像陈汝忠一样发财。

1979年年初，张思智提出了“劳动力资源”的概念，仪陇劳务输出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人开始批评仪陇农民工是“盲流”，引发了一场“人怎么能当资源”的争论。

“那时候我一说劳动力也是资源，好多人反对。我说，劳动力是有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你越用越活，不用就会浪费掉，怎么不算是资源?”张思智说。至于“盲流”的问题，张思智反驳，一方面，仪陇的劳务输出符合县情，另一方面，仪陇的劳务输出政府有计划、有安排，何来“盲流”?

时代风云变幻，政治大气候逐渐明朗起来了。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1980年，仪陇县成立建工建材公司。生于1936年的李国奉被张思智选中，委以重任。在李国奉的记忆里，建工建材公司专门办理农村建筑队伍审批、培训、工程洽谈和外出签证等，相当于劳务输出公司，“县里给权，我们可以说了算”。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转移到城镇务工，仪陇乃至四川、整个大西南片区的农民，似乎拙于像沿海地区的人那样经商，而更善于打苦工。他们大多从事城市里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艰难地给自己及家人圆梦。有一些人成了包工头，榜样的作用令打工队伍越来越大。

《仪陇县志》记录：1979年前，各乡村无专业建筑队伍。到1979年底，全县有乡镇建筑队16个，从业359人，总收入26万元。

沩水云飞

1984年34人“闯京城”剩下13人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整个社会“涨潮”了，机关单位的员工狂热“下海”，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下海潮”。闻到“气味”的张思智异常兴奋。1984年2月9日，张思智在日记开头，罕见地打了个标题：农村活起来了!

他接下来在各种场合不断制造舆论：“包产到户让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了，我们让这些人做什么?我认为必须走出去。往什么地方走?上天不容，下地无门，唯一可行的是横行但不霸道!”

1983年，仪陇兵分多路考察了上海、重庆、北京、广东等地的劳务市场情况，1984年，张思智起草了一封介绍仪陇劳力资源的公开信，并以县政府名义向全国1000多个县(市)投寄了出去。

实际上，张思智眼光瞄着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首都北京。“北京有不少仪陇人在副部级以上的位子，这就是资源。到京城练队伍去。”张思智说。1984年，张思智托人在仪陇物色了30多个建筑手艺好的农民，并亲自带着他们赶去了北京，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川军”闯京城事件。

不过，初闯京城的队伍还是出了乱子。30多人到北京火车站后，原先约好的老板没来接人，他们只好跟另一家公司的包工头干活。工地上，第一次来到祖国心脏的农民们很纳闷，满眼荒山野岭，看不到他们憧憬的电灯，看不见天安门，看不到电视，只有无休止的劳动。

隆冬腊月，北京的夜晚刺骨寒冷，很多人冻得实在受不了，就钻到垃圾桶里过夜。30多人的队伍，走的走跑的跑，包括张思智在内只剩下13人。张思智给大家打气，“就算在北京死，也不能再退一步了。只准进不准退。”

13人中，有人写一张传单，要与建筑公司谈判。“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赶走仪陇人，还有康克清(朱德夫人)，如果不相信，请看报上登。”看到传单，北京的公司迫于压力展开谈判。

“他们千里迢迢，从革命老区来首都北京这么久，你们带他去看过天安门没有?”“他们是公民，有权利享受这个待遇。”张思智一番争取后，双方商定：不分甲乙双方，实行南北合作，建立师徒关系，共同建设首都。

几经波折，仪陇首支北上京城的农民工队伍终于稳定下来，成了仪陇在北京的“种子队伍”、“榜样队伍”，在他们的带动下，仪陇县迅速成为北京“劳务输出基地”。张思智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段波折的历史：“三易其主”、“四渡难关”、“先进郊区再进城”。

1984年至今，仪陇建筑总公司扩展至上海、兰州、广州、珠海、沈阳、天津等，覆盖了全国各地，乃至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一支支农民工队伍从仪陇开始“横行”到全球。

借助这股“仪陇横行风潮”，陈汝忠将自己的建筑队也归入仪陇建筑总公司序列，在全国各地包揽更大的工程，仅建一个木材加工厂，他就收到了120.5万元，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仪陇，像陈汝忠一样改变了命运的农民有很多。张思智最初组织进京打工的12个人，大部分成为富翁，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从政。

时任仪陇县乡镇企业局负责人的李友国统计，从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间，全县年输出劳务18万人左右，他们的年收入达到18亿至20亿元。仪陇县搬迁新县城不过4年，外出务工人员占据了新旧县城房地产的60%以上，城镇居民当中，农民工也占了大多数。

样本意义

四川是中国劳务输出大省。其跨省流动人员在2010年达到了1050万人，人数和劳务收入都居全国第一。

“空手出门，抱财回家”是四川劳务输出的写照。四川本地人则戏称：“中国民工看四川，四川民工看南充，南充民工看仪陇。”

仪陇县位于四川省第二大城市南充市东北部，是十大元帅之首朱德、“为人民服务”典范张思德的故乡。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复杂，全县人口108万，人均耕地0.6亩。仪陇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到3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一半以上，是四川劳务输出第一大县，一度在中国也赫赫有名。

上世纪70年代末，有“点子书记”之称的仪陇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思智，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资源”的概念，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做一种生产资源，引发激烈争议。

1984年，张思智率先组织30多名农民闯荡北京城，靠政府作推手，仪陇农民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引发后来的30万劳务大军，由山旮旯走向全国，遍及世界。

这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政府组织向省外输出的农民工。

“那时候我一说劳动力也是资源，好多人反对。我说，劳动力是有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你越用越活，不用就会浪费掉，怎么不算是资源?”张思智说。

参考资料

《张思智日记》、《仪陇县志》、《南充日报》、《中国青年报》，《学习与建设》、《南充职工通讯》、《四川劳动报》、《人民日报》、《激荡三十年》。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