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遗产以文字在世间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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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先生逝世31周年纪念日。斯人远去，精神长存，路遥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却永远铭刻在中国人心里。他用生命构建的文学世界，呈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像一支文学火炬照亮了一代代人前行的路。

牛，代表着勤劳、隐忍和坚韧不拔；土地，代表着母亲博大和深沉的爱，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路遥是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文学英雄，正如他所说的“像种子一样把自己的根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远一些”。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共前进。

路遥的遗产以文字在世间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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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

——《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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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今已化作青铜雕像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中间

路遥离开我们31年了。我写过关于路遥的很多文章。今天说说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上苍要塑造一个大人物，会让他尝尽苦难，给他很多阅历。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就会倒在路上，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如果能承受住，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乳汁，就会强大起来，觉醒意识。

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成了一个“天选之子”。

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一旦平庸，他又将回到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积攒的地气，终于生养出这么一个人物，随时会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阶层中去。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世上所有的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唯有一支笔可以改变命运。他每发表一部作品、每一次获奖，都使他逃离那悲惨的命运。

路遥去世10周年的时候，这个世界静悄悄的，不见一丝响动。只有陕西师范大学刘路教授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现在叫路茗茗）。我代表省文联、省作协讲话。我对远远说，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就是腿踢断了，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孩子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说，我体质弱，没有选择踢足球。

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看过。延安地区那一年修《延安市志》的序言，是我受延安市编纂委员会委托草拟的。通读这些县志让我明白，一部陕北高原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

延川县志记载了同治年间一场民族冲突，一些县份从地图上就消失了。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就是后来的南泥湾。子洲县过去叫怀远，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出事了，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去盐池贩盐去了，躲过了一劫。回来后，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形成现在的张姓人家。这张家畔就是现在的子洲县城。

我幼年在富县居住。小时候上山砍柴，经常转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树林，就发现一窑院，窑洞整整齐齐的，窑前有碾盘等一应俱全，看着荒了很多年。

延川县志记载，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向延川这一带移民，可见在那个年代，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带上老婆和三个儿子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

王在朝是路遥的爷爷，王玉宽是路遥的生父，而王玉德就是路遥的养父。

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他得顽强地活下去。

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不是一个意思。关中人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陕北人说的“饿”，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陕北有一句古谚：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陕北人常说，一个生命的出生，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

路遥有一个颇有远见的爷爷，是路遥能够生存下来的保障。

回想路遥的长相，我总能联想到世界三大草原王中的阿提拉大帝。匈人流落到欧洲以后，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建立匈人帝国。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身材矮小，胸膛宽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型不太匀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体态特征。

路遥几乎是这个样子，中等个子，圆盘脸，褐色皮肤，鼻子有点塌，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怕见光似的，勾着往前看。《草原帝国》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站在多瑙河畔，眯着小眼睛，注视着欧罗巴大陆，随时准备把它囊入腹中。站在地上很普通，一旦跃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十分强壮，下肢短一点，有点内罗圈。全脸胡子，鼻孔和耳朵都是，尤其是耳朵，两天不剪，毛就长出来了。

路遥生父比路遥小一号，路遥有一米六八，他生父应该有一米六左右。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老头，头上戴个白帽子，风吹日晒经常洗，不怎么白了，肩膀上搭个烟袋锅。绥德、米脂、延川和清涧一带，这种小老头很多，都很聪明。

统万城被破前一年赫连勃勃去世，他的安葬应当很风光。他的坟墓现有多种说法，目前比较公认的墓址是延川县白浮图寺。所以，路遥家族具有匈奴人基因是极有可能的。

路遥养父类似大部分陕北老农形象。人高马大，有一米七往上，身材好也端正，长脸颊，高鼻梁，全脸胡，头上扎着一个白羊肚子毛巾，肩膀上搭个旱烟袋。

路遥二弟比路遥高一点，有一米七二，不苟言笑。到我这来过几次，头上常戴个帽子。原先在西安一家工厂打工，后来路遥给联系到延安二道街当城管，穿一身制服，胡子刮得净净的，叫王卫军。

王天云是路遥的三弟，个子小，在我办公室住过几次，也是个人物。我说，白天我要上班，你去街上溜达，晚上我下班了，你来住。我办公的地方在薄壳儿窑洞二层，一层和二层楼梯垒有砖花墙的楼沿。我编稿子久了走出来抽烟散神，看见这老三站在二层的砖花墙前，双手叉腰，头发凌乱，作伟人状，指点江山，傲视寰球。我笑了，走上去说，你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写作文，你看你哥路遥，人家成了大作家了。这老三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俺是看不上他那营生。”

路遥还有个妹妹，嫁到延安。三年前我去延安学习书院讲大课，延安领导领了个中年妇女过来，说她自称是路遥的妹妹，你给咱判断。我说姑娘，你是在延川还是清涧长大的？她说清涧。我给延安领导说，千真万确，这是路遥的妹妹。

王天乐是老四，王天乐这名字是路遥给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猴蛮。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煤矿当矿工，则是我父亲给要的指标。这本来是给我姐要的指标，她不去，于是我把这指标要过来给了天乐。

老五王天笑，小名叫九娃，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有九个，这是老小。我去榆林，他来找过我几次，说要成立个什么“路遥研究会”，叫我当会长，我给说我不当。他又说，让我给榆林领导说，让给支持，我满口答应。后来我给周一波说过，还给他写了一幅字：家园的最后守望者。

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很精明的女人，特别利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唾沫，把头发一拢一抹，理得光溜溜的，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

路遥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大约是2001年，我去榆林路过，从川道公路边顺着斜坡上到窑院，院里有个碾子，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碾盘上有个碾轱辘，靠院墙有几棵枣树、山桃树，靠南有三孔石窑，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人生》拍电影，给了路遥三万元版费，他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修了三孔石窑。我说，路遥你这做得对，孝敬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陕北人说，老子欠儿一个媳妇，儿欠老子一口棺材，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做这事，是实实在在的孝敬老人。路遥却说，不，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宣言，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向世界宣告：父亲的儿子大了！

大约10年前吧，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记得当时下着雪，赶天黑到延安，吃了口饭，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住在县城。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参加开馆仪式，我发了言，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

陕北在近一百年，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69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

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裆裤，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年纪大点的，腰里缠条腰带。北京知青来了，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知青把这叫懒人鞋，勾起跟儿穿，也能靸鞋像拖鞋一样穿。

北京知青在1969年1月来的，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转坐卡车到延安。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浩浩荡荡。我当时在富县，也参加过欢迎活动。记得就在茶坊路口，天阴得特别重，雪不是很大，下着雪粒，西北风把雪粒刮到脸上，打得生疼。

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女的穿件花的，男的穿件蓝的，头上戴个雷锋帽。这些刚来的知青，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跟着毛驴走在路上，冷得连蹦带跳的。

路遥比我大四岁，他们那一茬我有很多朋友找的都是北京知青。白描的夫人毕英杰，就是北京人，当年在宜川的新市河插队。一个当地青年一旦和知青结合，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不然，你得缩到窑洞里，几乎跟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问过路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个北京知青，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以免自己坠入原来那平庸的世界呢？路遥回答说，不排除这种想法。

这篇文章得到了路遥大学时期的辅导员、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以及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的崔海潮校长的鼓励。还有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栓，还有我的助理牛延宁的协助。□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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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班长路遥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转瞬间，我们延大中文系73级同学毕业47个年头，班长路遥逝世已31年。11月17日是路遥的又一个忌日，每当这时，就会想起路遥和我们全班同学共同学习生活的日日夜夜。

认真听课  勤奋读书

我们班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31名同学。我们的主要班干部是班党支部书记张子刚、班长王路遥、团支部书记张边林、代理班长高其国。

我们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汉语、文艺理论、外国文学、文学史、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写作等十几门课程。专业老师有高正中、赵步杰、包永新、冯力萍、宋靖宗、张荣生、刘育林、赵克仁等20多名。老师笔写讲义，我们钢板刻印，是为教材，下发同学。

路遥的床头摆满了书籍，我经常翻阅他的“床头文学”。他读的世界名著数不胜数，有《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等等。我先后看到他床头上还放着《鲁迅全集》《四世同堂》《茶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等现当代文学名著。他研究毛主席诗词，阅读徐志摩、艾青、李季、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和沈从文、冰心等的散文。

他痴迷于中国文学经典，“四大名著”烂熟于心。他崇尚先秦诸子百家，结合古代文学课的学习，借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大量研读古典文学，包括“四书五经”等文学典籍。

1975年春，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又掀起了一股新的读书热，全班同学都在读柳青的《创业史》《铜墙铁壁》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他策划要带领全班同学去西安邀请柳青讲学，去北京大兴县跟随浩然体验生活，并亲笔上书请求校党委“开门办学”，里面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让我们出去经风雨见世面，难道把我们禁锢在校园里原地踏步走？”

班务活动  精心组织

路遥当班长时，班务工作认真细致、井井有条。那时政治思想第一，他用时兴的谈心方式做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找我谈心，鼓励我积极进步、刻苦学习、奉献祖国，但更多的是谈文学。他推荐我进校乐队，吹笛子兼拉小提琴，同时跟我学习吹笛子。

1973年，学校搞元旦晚会，他组织班上四位同学创作了《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他请延安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去姚店钢厂和驻延部队借来服装，自己穿工人服。他亲自策划导演，参加全校的文艺演出。

1974年春，路遥等班干部与系领导申沛昌老师和任课老师带领我们班分赴延川、延长两县宣讲中央文件。同年夏，组织同学到甘泉校办农场，开辟道路，垦荒种田。冬季再赴铜川三里洞煤矿写作实习，聆听冯玉萍事迹报告，下井体验生活。

1975年初夏，我们班教学实习，任课老师带领多数同学南下宝鸡秦川机床厂，路遥、张子刚、高其国等7人北上榆林报社写作实习。他们一边采写稿子，一边参加社会活动，组成7人小合唱团，演唱《游击队之歌》《毕业歌》《大刀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革命经典歌曲，回校后在系上汇报演出。突出的表现、成功的实习，得到榆林报社的高度赞扬。

1976年元旦前夕，学校筹备文艺晚会，系上责成我们班代表中文系演出。路遥大胆设想，紧扣抗战主题，全系师生共同演唱《黄河大合唱》。曲谱刻印出来后，大家认为作品难度大，演出效果难以保证。他又决定演出难度较小的《长征组歌》，他精心组织策划了由中文系三个年级的师生共同参与，组成120人的合唱团在学校演出。刘育林老师担纲指挥，一位女老师和张子刚领唱，许卫卫和陈泽顺朗诵，校乐队伴奏。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再次轰动了延安大学，同时展示了路遥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扩大了路遥在延大的知名度。

课堂听讲  课余创作

课堂上，大家认认真真地听老师讲课，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有时按学习小组进行学习讨论，全班共分为三个学习小组，我和路遥在第二小组，组长许卫卫认真主持，路遥带头发言，同学们启发很大，效果极佳。路遥课堂听课聚精会神，课余创作成果丰硕。1974年2月，路遥、张子刚、许卫卫、白正明4人创作了长达230行的诗歌《烈火熊熊》，又收集了全班同学的43首诗歌，还有路遥的另一首《爆破手》，编辑成诗选《烈火熊熊》小册子，全班同学人手一册。

1975年，我们大二，路遥进入了散文的主创阶段，创作了大量散文，纷纷投向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但公开发表的不多。我在班上负责去收发室领取信件和报纸杂志，路遥的信件杂志最多，基本上是各地报刊社寄来的。我送他时，他打开杂志先看目录，有的杂志他粗翻一遍就送我了。后来他对我说：“以后来杂志你先看有没有我的文章，有就送我，没就送你，我看不过来。”记得发表在《陕西文艺》（今《延河》）的两篇散文《银花灿灿》《灯火闪闪》，全班同学争相传阅。

1975年中期，路遥临时借调在《陕西文艺》杂志社做编辑。回校后和我聊天说：“我做了半年编辑工作，比我在校三年学得多。”是年秋，我们班和74级同学一起赴吴堡实习采风，他和张子刚到各公社点上检查、采风，他写了许多民歌，同时创作了散文《黄河老水手》《不冻结的土地》等。他和李知、董墨共同创作的长篇散文《吴堡行》，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

这时的路遥还在写短篇小说。一天，我在他的床头翻书，他忽然递给我小说《父子俩》的初稿，说：“请你拿去看看，这是我的初稿。”记得文章不太长，就五六页，用圆珠笔写成。几天后，我拿去送他，并与他交谈，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是送你的！”我高兴地收起了文稿。遗憾的是，文稿至今没有找到，他还送我了另一篇小说原稿，标题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邀请名家  亲自讲座

1974年，班长路遥作出计划：邀请陕西部分名师来我们班做讲座。他邀请的第一位便是延安的曹谷溪老师。曹老师声情并茂讲授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路遥在延安就近请来白龙、梅绍静老师来讲授诗歌创作；邀请晓雷、李天芳老师讲授诗歌、散文创作，韩起祥老师讲授曲艺创作，又从西安请来了董墨、李知和陈忠实老师，分别讲授散文和小说创作。

讲课前，路遥对每位老师都做了介绍，特别介绍了陈忠实和梅绍静两位老师。陈老师的短篇小说《高家兄弟》和梅老师的长诗《兰珍子》刚发表不久，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让我们耳目一新，羡慕不已。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令我们感动的是，老师们没挣我们的一分钱，没吃我们一顿饭。最后，这些老师同时被聘为我们的兼职教师。

在毕业前夕的1976年初夏，路遥在百忙中做了充分准备，由他给我们班做讲座，以此圆满结束讲座计划。他讲座的题目是《浅谈散文创作》，他用了四节课的时间，既是对前几位老师讲座的总结，又是他近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讲到自己的创作时，他说：“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就必须按文学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我以为，搞创作首先应该写诗，写诗可以激发想象力，锻炼思维能力，开阔认知视野；其次是写散文，写散文能打好文字功底，为小说创作铺平道路；最后写小说，先从短篇写起，再写中篇，待中篇成熟了才能创作长篇。”讲到材料积累时，他风趣地说：“写作材料的积累就像做豆腐一样，富人家里的豆子一瓮瓮，满满当当，豆腐做出一锅又一锅；穷人家的黑豆，一升一升地量，空空荡荡，豆腐只做出一锅，豆子倒没了，就要出去找……”路遥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讲到主题和材料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和几门大炮，用几门大炮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一架飞机的形象比喻，阐述“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特点。最后，他再次强调：“一个人一生中要做成一件大事，必须在四十岁之前。”

路遥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和贴近生活实际的创作讲座，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颇受启发，获益匪浅，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此后，他还受邀为低我们一级的中文系74级同学做了讲座。□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