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34）——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34）——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34.想起与日本军官相遇的惊险一幕
    “在经过一道楼梯的时候，大人拉着我的手往上走，躺在楼梯台阶边上的重伤员抓着我的脚往下拉，呼喊着别丢下他不管。”这让当时还未满7岁的建国茫然无措，终于还是被大人拉着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烧的楼房。
    由于战时香港夜间灯光管制，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经放大，“我跑出来看到天上的星星时，觉得有碗口那么大，特别明亮。”蒋建国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拼起来一个碗口圆。“我们刚刚跑过一座房子，整面墙就在身后坍塌下来。大家集中到一个被认为是较安全的地方。天还未亮，几个男人就冒险回到那座楼房的瓦砾堆中寻找食物，居然还找到不少罐头食品，惊魂未定的人们匆匆忙忙填满了肚子。定蜀妹没有牛奶喝，用开水泡饼干喂她。”
    “当时我们这些亲属都很小，我们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掌事的男人，所以逃难路上很艰难。”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他们要在战斗开始前找到安全的落脚处。“一个佣人背着受伤的定苏姐，我拉着大人的衣角，顺着蜿蜒的马路往山下小跑起来。”
    这次艰难的逃难之旅让年幼的建国终身难忘：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不忍一看的尸体；有蠕动着的缺胳膊断腿的受伤者；如果不小心就会踢着一条伸出来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抛，干脆自己顺着山坡往下滑。“我只知道紧紧拉着那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往前跑，从来没跑过那么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当蒋建国回头看家人的时候，发现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们掉队了还是跑得太快，结果与家人跑散了，幸亏大人有主意，我们跑到凤凰台一个熟人家去，主人劝我们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蒋建国回忆说。
    战争让香港的物资供应变得紧张起来，“每次吃饭，因为人多饭少，我年纪小吃得慢，等我吃完一碗，锅早已空了，所以盛饭的时候我总小声提出要求：再装满一点。”
    蒋建国还记得，九龙仓库起火后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烧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香港，天黑就戒严。据说在戒严期间日军见了行人举枪就打。”
    经过多方努力，失散两周的小建国与家人联系上了。“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蔡廷锴伯伯和李济深伯伯的家属都联系上了”。
    蒋建国说，从19路军时期起就给父亲开车的司机黄巩，是负责和东江游击队联系的，不知是游击队找到他，还是他找到了游击队。“我们从香港一直跑到惠州，就感觉到家了，惠州是东江游击队的据点。”
    回忆起从香港到惠州，蒋建国想起与日本军官相遇的惊险一幕。在香港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队日本骑兵正好通过，一行人赶快在人行道上停下来让行。
    没想到的是，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也停了下来，招手示意叫小建国过去。“我不动，他大喊着不知说了什么，手还作抽刀状。身后不知是谁推了我一把，让我快过去，我向前走了几步。军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糖和饼干递给我，我正犹疑间，身后又有人提醒我伸手去接，我接过东西后赶快转身跑回家人身边。”
    一阵马蹄声过去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庆幸没有旁生枝节。“大人们告诉我糖和饼干是绝对不能吃的，万一有毒怎么办？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19路军1932年在上海抗日的故事，知道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蒋建国回忆说，我们和大批难民一起沿着公路往内地走，途中有时可看到日本兵在砍伐树木或在修建什么，也没有过多干涉逃难的人群。日本人也不愿太多的难民滞留香港，物资供应已经难以为继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把我扛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广东话叫‘骑膊马’）。到惠州有人接待我们，家里人的脸上才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定苏姐脊背的伤口已长上，只留下一块疤。其他人也都算平安，这就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