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吉喆：首个将“隐形加班”写入判决的法官

dqqjk

原标题：“隐形加班”入判决
北京日报记者 徐慧瑶
郑吉喆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当时确实有压力，在写判决书时，我也意识到在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工时制度的当下，认可‘隐形加班’是对传统裁判理念的一个小突破。”
——郑吉喆
一起发生在北京的劳动争议案，因在裁判文书中首次明确“隐形加班”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并先后被写入市高院、最高法工作报告。作出该案判决的，正是北京三中院法官郑吉喆。
郑吉喆在北京法院工作近14年，常年审理二审民商事案件。谈及此案，他眼里闪着光，“作为二审法官，我们要往前多想一点，要对得起‘终审判决’这四个字。”

这起劳动争议案看似很寻常。当事人李女士主张自己在下班后利用微信工作，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而一审法院认为，李女士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驳回了相关请求。李女士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三中院。
劳动者随时随地在线开展工作的情况如今并不鲜见。对法官郑吉喆而言，依据以往判例维持一审结果，并无错漏。但证据中的一份假期值班表引起他的注意，这份值班表不仅明确白班、早晚班人员的工作时间安排，还对工作内容提出规范要求，如“收到用户需求先在群里回复一句（30秒内）”“处理文章（2分钟内完成）”等。此外，身为运营主管的李女士所在的工作社群超过50个，周末及假期也经常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排班。
“时刻用手机处理工作成为一些人的工作常态。因为工作与休息场景交织，劳动者看起来休息了，但实际上还在工作，是典型的‘隐形加班’。”郑吉喆说。但“隐形加班”并非法律概念，此前也从未有法院在判决中认定“隐形加班”，二审如果要改判，就要更清楚地回应争议。
郑吉喆反复研究聊天记录和用工合同，查阅大量资料，在判决中创新性地提出“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以此作为“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判决肯定了李女士付出的劳动，酌定公司支付李女士加班费3万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判决引发社会公众强烈共鸣，获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最高法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明确把“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作为线上“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让在线工作有收益，离线休息有保障。
“当时确实有压力，在写判决书时，我也意识到在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工时制度的当下，认可‘隐形加班’是对传统裁判理念的一个小突破。”
这仅仅是郑吉喆许多次“突破”中的一次。
在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贾女士购买价值520万元的劳斯莱斯轿车不到一年，就在车辆保养时被告知，车辆里程数被人为调过。贾女士一怒之下诉至法院，却在一审时因证据不足败诉。郑吉喆正是案件的二审法官。
车辆使用已久，里程数被修改并不足以证明经销商将二手车伪装成新车出售。郑吉喆知道，如果继续之前的审理思路，只会陷入“证据不充足、指控不成立”的死循环。难道，案件只能以维持原判作为终点？对证据进行几轮梳理后，一张不起眼单据出现在郑吉喆视野中。在贾女士购车前，车辆购置税已经被经销商缴纳。
为什么经销商要替顾客缴纳数十万税费？
通过主动向车辆进口商发函问询，郑吉喆获得了明确回复，涉诉车辆此前是一辆进口商准备自用的活动用车，已经行驶接近5000公里。最终，法庭依据欺诈事实，按照购买金额的三倍作出了惩罚性赔偿判决。该案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贵的退一赔三”案件。
敢于在法律的框架内“突破”，但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为刻意追求影响力。
郑吉喆说，对许多当事人来说，二审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对二审法官而言，判决书中‘终审判决’四字重如千斤。所以，要尽量查得再细一点，对疑点再多考虑一点，要反复思考当事人的诉求中到底有没有合理的部分，判决后当事人还有没有其他救济手段，特别是在一些法律的模糊地带，我们起码要往前多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