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42）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金银贵

我们的父亲（42）  ——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周海滨
   
42.这段历史后来变得很纠结
    1937年，国人皆知的“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29军军长。宋哲元自当年5月回山东乐陵老家扫墓未归。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军长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宋军长，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19日宋军长返回北平。”此时，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而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
    “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25日父亲奉宋军长召，于下午5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军长，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27日，宋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但此时的舆论对张自忠越来越不利，他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主张使民众对他的误解日渐加深，以至于29军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传言，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20天时间里，北平的局势陷入危急之中，负责华北防务的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命令，让他转移到保定指挥。为了拖延日军进逼的脚步，宋哲元决定，继续与日军进行周旋。当29军主力撤离北平时，宋哲元命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
    “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29军发动了全面进攻。29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37师师长）、张维藩（29军前参谋长）和我父亲5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作出决定，宋军长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29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27旅和独立39旅。宋军长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我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军长的一再坚持之下，我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当晚，我父亲告诉张克侠（29军副参谋长）下午29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38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8日晚，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37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张廉云说：“当时宋哲元先生说让父亲留下，父亲不肯留，宋先生就说你们平常都说服从我的命令，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你们不留下呢？父亲就留下了。后来刘汝明师长回忆说，张某人这是跳火坑啊。刘汝明、冯治安和我父亲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后来变得很纠结。张廉云说，这段历史牵扯到了宋先生走，我父亲留。有人说我父亲擅离天津，并逼走了宋军长，这不是事实，其实是蒋介石的电令让宋走的。“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组织人力安排滞留城内的29军官兵和军官家属设法撤离北平。另外，宋军长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