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野心” ——读程一身主编《现代汉语长诗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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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昕

什么是“现代汉语长诗”？什么又是“经典”的？当外在的糖衣被剥去，剩下的便是诗之真味。程一身找到了那颗“糖”，并为我们剥去了“糖衣”（这需要勇气）。在新诗运动百年之际（此书当编于2019年，五年后方出版），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编成这样一本《现代汉语长诗经典》，不能不说是一种浪漫，也是一种野心。

关于“现代汉语长诗”的概念，程一身在写于2019年5月9日的《序》中如此界定：“简要地说，现代汉语长诗就是用现代汉语创作的主题重大、诗意复杂、结构精密、篇幅较长的诗歌作品。”还厘清了一个事实，“凝练”才是“衡量现代汉语长诗的一个重要的尺度”，“那些只知道一味拉长篇幅却不注意提炼浓缩的诗人可能把长诗误解成了押韵的长文”。这一点，恐怕是人们过往所未曾着意的；这应当也是“长诗”与“史诗”的一个不同之处（二者时常被混为一谈）。

《序》中又详细说明了衡量现代汉语长诗的其他重要尺度：重大主题（他人之死、自身之生），复杂的诗意（戏剧化的形式、与他人和时代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多维发散的混杂性感受），清晰严密的结构（在此将现代汉语长诗分成了抒情型、叙述型和沉思型）。同时，将现代汉语长诗安置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代汉语长诗的抒情、叙述、沉思传统，还是近现代以来早期现代汉语长诗奠定的基于传统的向度，都使得现代汉语长诗拥有了自己的坐标和位置，成为中国诗歌乃至文学发展中体现蓬勃生命力的一部分。

书中所选18位诗人（上卷二十世纪收入11位，下卷二十一世纪收入7位），有11位附上了“长诗观”（上卷6位，下卷5位）。这是编者用心之处的体现，也是构建“现代汉语长诗”概念完整内涵的“野心”。任何一个全新概念的提出与确立，必然有滋生的土壤，离不开与时代的交锋、与同好的交流。程一身认为：“一个诗人接触的同代人越多，和他们的接触越深，就越有可能成就诗意的复杂。”除了成就自身诗歌创作中“诗意的复杂”，在与同代人的接触中，他敏锐捕捉到了诗歌发展的新变化，提炼出“现代汉语长诗”这一概念，成为理论上的深思者与先行者。

书中所附11位诗人的“长诗观”，既有长篇大论，如访谈、整篇文章，亦有简单的一段或寥寥数语。大多数未标注出处，可能正是编者与诗人交流所得。这些诗人的“长诗观”与《序》中编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如西渡更看重诗歌的抒情性，并不认可长诗作品中叙事体的尝试与努力，“以叙事来壮大篇幅，反而背离了现代诗发展的趋势”；并坦陈“我也没有刻意写作长诗的打算”，“所列长诗篇目，只是在我自己的作品中篇幅稍长而已……从性质上讲，大多不脱抒情诗的范围”。杨炼则几乎将“史诗”等同于“长诗”，或者说更注重长诗的外在形式，而未探及内在更丰富的意蕴。黄灿然认可长诗的叙事性，同时又格外强调形式与格律，认为自己的几首长诗“根本不算长诗，那是没有形式和格律就能写出来的”；并在史诗和长诗之间作了一个划分：“史诗是庄严的，绝容不下反讽，但风趣、机智和诙谐常见于非史诗的长诗。”但某种程度上也将长诗的内涵囿于一隅，并不看好其未来发展：“长诗到后来，只能朝着有趣方面发展，有趣之后，长诗便渐渐没趣了。”“就我自己而言，现在我不觉得写长诗有什么太大意义，我也不认为我那些长诗算得上什么成绩。”欧阳江河虽十分看重长诗写作，将其视为一种对自我、读者乃至社会的挑战；同时却也将长诗置于不胜寒的“高处”：“要使长诗成为这个时代使用中文的人智力生活的一种高处不胜寒的东西，至少不被消费，哪怕没人碰它也没关系。我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对抗语言变成纯粹消费、狂欢对象”。

其中也有一些观点与编者具有相关性。如吉狄马加对当下的长诗写作热潮抱有警惕，认为目前的长诗“大都是短诗的合成”，故“缺少一种内在的气韵”；认可史诗亦是一种长诗，但“这类长诗更接近于对时间和故事的叙事”，敏锐地意识到“用这样的方式再去写此类的长诗是否合适就很难判定了”。这可以看作是对新的长诗概念、内涵以及创作方式的呼唤。韦白也指出“长诗属于一种发育不全的诗歌类型”，“很难找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长诗规范”，认为“一首一百行左右或一百行以上的具有一定的形式结构的诗歌，可以称之为一首长诗”。虽然其也强调了长诗的内容和结构，并指出应具有现代感，但依然更着重于长诗的形式。“很难找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长诗规范”，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不期待这样一个规范。起码在这本书中，程一身真诚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珍贵的范本。

无论是古代汉语长诗的抒情、叙述、沉思传统，还是近现代以来早期现代汉语长诗奠定的基于传统的向度，都使得现代汉语长诗拥有了自己的坐标和位置，成为中国诗歌乃至文学发展中体现蓬勃生命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