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永不凋零的红柳
翻开齐洪涛先生的小说《红柳》，一股带着咸味的风，那些倔强生长的红柳，那些在苦难中依然挺直腰杆的乡亲们，都活生生地站在眼前。作者用四十三年的时间跨度，在东大洼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一株永不凋零的红柳。
《红柳》在文体上呈现出独特的杂糅特征，打破了传统文类的界限，创造了一种融合回忆录、乡土小说、散文和口述历史的复合文体。这种文体创新不是刻意为之的形式实验，而是内容与形式自然契合的结果，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崭新的表达方式。
齐洪涛先生，一位从天津静海走出的文学耕耘者，其笔触浸润着故乡的深情。他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以及天津市作家协会的资深会员，更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赢得了文学界的广泛尊重。截至目前，齐洪涛先生已出版文学作品4部，累计发表文学作品逾220万字，展现了其旺盛的创作生命力。1985年，他的长篇小说《运河的儿子》在《天津日报·农村版》连载，成为彼时文坛的一道风景。1998年，他又在《天津日报》副刊开辟个人专栏，为读者持续输送着智慧与思考的文学食粮。《红柳》，是他今年推出一篇凝聚心血的精品力作。
一、语言的泥土气息
当我翻开《红柳》的那一刻，便仿佛置身于一片熟悉的土地，那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的芬芳，是岁月沉淀的烟火气，更是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曲田野的牧歌，一幅生命力的画卷，它以其最显著的语言特点，将我深深吸引，沉醉其中。
《红柳》的语言，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泥土气息。这不是书斋里雕琢出的华美词藻，而是从广袤的田埂上、从农家院落里、从乡亲们的家长里短中，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生命印记。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方言词汇，像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散落在字里行间，闪耀着独特的智慧光芒。“打圈子”的生动，“活王八”的犀利，“三尺色灵魔”的戏谑，它们不仅仅是词汇，更是那个特定地域的文化密码，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生命体。而那些充满生活智慧的民间比喻，更是将生活的智慧提升到了艺术的层面。“阉猪刀在他手里像个玩具”，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匠人技艺的炉火纯青；“像穿着蓑衣的老人”形容沾满高粱瓤子的土坯房，画面感十足，又带着一种岁月洗礼后的沧桑与厚重。它们是土地的馈赠，是生活淬炼的结晶，带着泥土的温度和生活的质感，直抵人心，让我感受到语言最本真的力量。
如果说乡土语言是《红柳》的血肉，那么白描手法便是其骨架，支撑起整个作品的筋骨。作者的笔触冷静而克制，却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他擅长用最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最鲜明的形象，仿佛一帧帧老照片，定格了某个瞬间，却又饱含了无尽的故事。写憨子媳妇抬淤泥，没有一句煽情的铺陈，只有事实的直陈：“垫肩下肩膀压肿了，磨出血泡，血泡磨破了淌着血，她愣是没有吭声。”这几近残酷的客观，反而让读者感受到了那份深入骨髓的倔强与坚韧，一个鲜活的农村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动容。描摹兽医阉猪，同样是写实得令人屏息：“麻利地从后腰工具袋里拿出阉猪刀，这阉猪刀一头是桃形的，一头是带钩的。”没有多余的形容，却将动作的流畅、器械的锋利乃至整个场景的氛围，都精准地传递出来。这种“让事实本身说话”的艺术，是超越语言技巧的真诚，它触及的是人性最深处的真实。
而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作者在动词运用上的炉火纯青。每一个动词，都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针，精准而有力地“插”入场景，“撕”开情感，“拖”出画面。回想描写吃猪蛋蛋的感受：“牙齿一下插到肉里。”一个“插”字，不仅写出了猪蛋蛋的韧性，更写出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复杂，仿佛那一刻的冲击力直抵我的味蕾与心扉。龙卷风的“哞哞”声，简直是穿透纸背，直抵耳膜，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感受那份自然的磅礴与压迫。还有描写四川女人逃跑的场景，文中虽未尽述，但那些连续使用的“拖”“拽”等动词，仿佛带着喘息声，将女人被追赶的紧张与绝望，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心悬。这些动词，赋予了文字生命力，让原本静止的画面瞬间生动起来，有了呼吸，有了脉搏，有了无法言喻的感染力。
二、人物的立体塑造
东大洼的红柳实在是个绝妙的象征。这种植物在盐碱地里活得艰难，却偏偏长得精神。作者写它“耐寒、耐碱、耐干旱”，这哪里是在写植物，分明是在写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人们。那些在特殊年代里挣扎求生的身影，就像一株株红柳，在贫瘠中挺立。
作为叙述者的“我”是作品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作者巧妙地设置了双重叙事视角：一个是回忆中打野菜、养牲畜的农村少年，一个是当下饱经沧桑的退休知识分子。少年视角下的“我”天真而敏感，对世界的认知充满困惑与不解；而老年视角的“我”则带着岁月沉淀后的睿智与悲悯。这种双重视角的交织，使人物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特别是“我”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的觉醒奋进，再到如今的回望反思——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心路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我”并非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而是有着真实缺点和局限的普通人，比如面对不公时的怯懦，这种不完美反而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小梅这个形象塑造得尤为动人。她就像盐碱地里开出的一朵鲜花，在那个灰暗的年代格外耀眼。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采用了“以少胜多”的手法，通过几个关键场景就将一个鲜活的人物立了起来。初见时的羞涩：“脸红了”三个字就勾勒出一个纯真少女的形象；朗诵诗歌时的才情：“小河你奔到哪里去/千回百转是你的坚韧”展现了她超越环境的精神追求；鼓励“我”学习时的远见：“你要想离开农村，离开你这个受气的地方，你就要学习”显示了她对未来的清醒认识。小梅的悲剧结局处理得尤为精妙，作者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用“小梅静静地躺在红柳上”这样克制的描写，反而更显悲痛。这个人物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她代表了那个年代被埋没的无数天才，她的早逝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
憨子媳妇的形象塑造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人物刻画功力。这个人物出场时给人的印象是“文文弱弱的女人”，但随着情节发展，她的内在力量逐渐显现。在河工劳动中，她“和男人一起抬大筐，垫肩下肩膀压肿了，磨出血泡”，这种倔强要强的性格与外表形成强烈反差。被黄大仙附体后的控诉场景是全书的华彩段落，长期压抑的情感如火山般喷发：“东大洼的天是我李家的天，东大洼的地是我李家的地”，这些话语实际上是被压迫者的集体呐喊。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了底层民众在极端压抑下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反抗压迫的独特方式。憨子媳妇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种升华，她的冤屈和抗争通过“黄大仙”之口得到了宣泄，这种处理既符合民间文化逻辑，又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红柳》中的配角群体同样塑造得栩栩如生，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三尺色灵魔”这个反面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他好色、阴险、仗势欺人，但又不是简单的脸谱化反派。作者通过他对待三丫头的复杂态度——既有占有欲又有一丝真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三丫头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她的牺牲与无奈令人动容，她代表了一类为家庭牺牲自我的农村女性。赤脚医生的形象则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他“深更半夜只要有人喊，背着药箱就出诊”的敬业精神，成为那个灰暗年代的一盏明灯。就连着墨不多的“五大金刚”一家，也通过买媳妇这一情节展现了特殊年代农村的婚恋困境。这些配角不是主角的陪衬，而是各自拥有独立生命的故事主体，共同构成了东大洼的社会生态图景。
《红柳》中人物关系的描写极为细腻真实。“我”和小梅之间朦胧的情愫，通过几个关键场景表现得含蓄而动人：分享糖果时的羞涩，手把手教写字时的亲近，龙卷风来临前的携手奔跑，这些细节累积起来，构成了一段纯净美好的青春记忆。“我”与姥姥的亲情也写得真挚感人，特别是姥姥给“我”拿馍馍时的细节：“姥姥看到我期待的目光，手颤抖着给我拿馍馍”，将贫困年代长辈对孙辈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憨子与媳妇的关系则展现了农村夫妻的相处模式，表面冷漠实则深情。这些人物关系的刻画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三、深沉而克制的情感表达
齐洪涛的《红柳》以深沉而克制的情感表达，构筑了一条流淌在盐碱地下的暗河。这条情感之河时而汹涌澎湃，时而静水流深，浸润着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生命历程，也滋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作品的情感表达不是直白的宣泄，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克制的叙述和丰富的象征，将复杂的人生况味娓娓道来。
《红柳》中的爱情描写纯净而克制，“我”和小梅之间那种朦胧的情愫，写得格外动人。“我”与小梅之间的情感发展通过一系列细腻的日常互动展现：分享糖果时的羞涩，“脸红了”的瞬间；手把手教写字时的亲近，“把面颊轻轻地放在我肿胀的手心里”的温柔；共同打野菜时的默契，“每次在娘娘坟打野菜都给她留下一半”的关怀。这些描写没有任何夸张的浪漫主义渲染，而是通过朴实的细节传递出最真挚的情感。特别感人的是，这段感情因为小梅的意外离世而戛然而止，“小梅静静地躺在红柳上”的描写，将巨大的悲痛压缩在极其克制的叙述中。而四十年后“我在小梅的墓前栽种了一棵小白杨”的举动，则把未尽的爱情升华为永恒的纪念。这种含蓄深沉的情感表达，与中国传统美学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念一脉相承，反而产生了更持久的情感共鸣。
《红柳》中的乡愁情感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度特征。开篇“我退休了，我要回家乡东大洼看红柳”的叙述，立即建立起一种跨越时空的思念。这种乡愁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浸透着“儿不嫌母丑”的深沉爱意，是对那片“承载了童年的全部记忆”的土地的复杂情感。作者对家乡的描写充满矛盾张力：既记得“清澈的小河鱼翔浅底”的美好，也不回避“白茫茫的盐碱滩”的贫瘠；既怀念“女人们欢快地唱起当地的民歌”的温馨，也铭记“送公粮的车排成队”时的酸楚。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通过“我的心碎过，我是捧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这里”的表述，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乡愁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叙述的展开不断深化，从最初对自然景观的怀念，逐步发展为对逝去岁月、故人往事的追忆，最终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红柳》对历史创伤的情感表达极为克制，却因此更具冲击力。作者通过个体遭遇折射集体创伤，将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情感体验。“我”因为成分问题遭受的歧视，“像蚂蚁一样在工作”的无力感；小梅父母被下放的屈辱；憨子媳妇在劳动中受伤致死的悲剧；四川女人被买卖的绝望，这些个体创伤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伤痛记忆。作品表达这些创伤时，往往采用“情感留白”的手法：写憨子媳妇之死，只一句“憨子媳妇终于死了”；写四川女人被追回时的场景，仅用“女人终于被追上了”的平淡叙述。这种克制的表达反而留给读者更多情感想象空间，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尤为深刻的是，作品不仅展现了创伤本身，还表现了人物对待创伤的态度：小梅的坚韧、“我”的隐忍、憨子媳妇的爆发，这些不同的应对方式，构成了丰富的创伤情感谱系。
《红柳》中流淌着一种深沉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感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对苦难生命的平等理解和温情凝视。作者对笔下人物几乎都抱有这种悲悯：对被阉割的猪，“它的思想从此被扭曲了”的感同身受；对“五大金刚”买来的四川女人，“我内心还有一种讲不出的悲凉”的复杂感受；甚至对反面人物如“三尺色灵魔”，也通过展示其家庭悲剧而给予某种程度的理解。这种悲悯情感最集中的体现是对小梅奶奶的描写：一个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人，却因为“做鞋底用报纸做鞋样”而被批斗，又因为捡麦穗而受伤。作者没有直接抒发同情，而是通过“她的目光是羞愧的，绝望的，脸色苍白”的客观描写，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悲凉。作品的悲悯情怀还延伸到对自然万物的关怀，如对被阉割的猪的命运思考，对红柳顽强生命力的赞叹，这种万物有情的宇宙观，使作品的情感表达获得了更广阔的维度。
《红柳》中的愤怒情感如同一簇在盐碱地下燃烧的暗火，不张扬却持久炽热。这种愤怒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表达：一是通过人物的直接控诉，如被黄大仙附体的憨子媳妇对生产队长的揭露：“你做的事儿我都看见了，村民吃不饱，你家吃得饱”；二是通过反讽手法，如描写送公粮时“村民的目光有呆滞的、有迷茫的，还有无比兴奋的”，用“兴奋”反衬荒谬；三是通过象征性情节，如“鸡皮炸弹”炸伤猪嘴后，“三尺色灵魔”借机陷害表舅的故事，暗示了权力滥用带来的不公。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愤怒表达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没有沦为情绪化的宣泄，而是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将个人愤怒升华为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愤怒也逐渐转化为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包含理解、宽恕与和解，如“我”多年后对往事的平静回忆，体现了情感上的成熟与超越。
《红柳》在表现苦难与创伤的同时，也蕴含着不灭的希望情感。这种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源于对生命韧性的深刻认知。小梅是希望的主要象征，她的诗句“小河你奔到哪里去/千回百转是你的坚韧”，道出了生命向前奔流的必然趋势；她对“我”说的“社会永远都是发展的，永远需要知识和文化”，则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红柳本身也是一个希望的象征，“耐寒、耐碱、耐干旱”的特性，隐喻了生命在逆境中顽强生长的力量。作品结尾处，“我”在小梅墓前栽种小白杨的情节，更是将希望情感具象化：小白杨既是纪念，也是新生；既是告别，也是传承。这种希望情感的表达，使作品在沉重的历史叙述中保持了向上的力量，避免了陷入单纯的苦难展示，获得了更为平衡的情感结构。
四、乡土记忆的保存者
在齐洪涛的《红柳》中，作者以深情的笔触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正在消逝的乡村记忆。这些记忆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带着体温、饱含情感的生命印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红柳》详细记录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集体劳动的诸多场景，这些劳动方式如今已难觅踪迹。“深挖条田，清淤河床”的农田基本建设，“两个人一副大抬筐，把淤泥从河底运上来”的河工劳动，“拾麦穗，给棉花打药”的农事活动，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集体记忆。作品中描写的“出河工”场景尤为珍贵：“挖河清淤是最累的活儿”，人们“脚下蹬着河床，拼着命一步一步艰难爬坡”，这些细节生动再现了当年农村水利建设的艰辛。送公粮的场景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送公粮的车排成队，有马车、牛车，还有驴车”，车上贴着“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亚非拉人民”的标语，这些画面如今只能在历史档案中见到了。作品中还提到“生产队的扩音喇叭里播放着雄壮的旋律”，这种用广播指挥生产的做法，是集体化时期特有的管理方式。
《红柳》保存了许多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乡村手工艺记忆。篾匠手艺在作品中有着详细描写：“用红柳编织各种生活用品，如篮子、篓子、筐子、簸箕等”，这些曾经是农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件，如今已被塑料制品取代。阉猪匠的形象也栩栩如生：“从后腰工具袋里拿出阉猪刀，这阉猪刀一头是桃形的，一头是带钩的”，这种传统兽医技术现在已被现代化养殖业淘汰。作品中提到的“用高粱瓤子”保护土坯房的方法，“用报纸剪的鞋样”做布鞋的工艺，都是极具时代特色的生活智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鸡皮炸弹”的制作工艺：“用有硫磺、炸药、铁屑，外面包上鸡皮”，这种民间发明的防兽方法，展现了农民的创造力，也反映了人兽争食的生存困境。
《红柳》中的饮食记忆折射出物质匮乏年代的生存状态。“红高粱馍馍”和“白高粱馍馍”的区别，“杂交高粱面做的”食物“辣嗓子”的体验，是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味觉记忆。“清炖猪蛋蛋”的场景：“用井水浸泡了十多分钟，放到做饭的大锅里加上水，放盐、花椒”，这种对动物副产品的极致利用，反映了蛋白质短缺的现实。作品中还提到“苦菜，马齿苋，黄须菜等野菜是我眼中的极品”，这些曾经的救命粮，如今已成为高档餐厅的养生菜品。而“一家炖肉，全村飘香”的描写，则生动表现了那个肉食稀缺的年代，人们对油脂香气的特殊敏感。这些饮食记忆不仅关乎味觉，更是一个时代的生存见证。
《红柳》忠实记录了农村丰富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这些传统文化正在快速消失。作品中“黄大仙附体”的情节详细展现了民间神灵信仰：“我是黄三姑，我修行快500年了”，这种人与动物精灵沟通的观念，是传统农耕社会的精神产物。“狐狸炼火云丹”的传说：“狐狸口中吐出火球，然后吸进去”，反映了民间对自然现象的神秘化解释。葬礼习俗也有详细描写：用“驴车”拉尸体回家被认为不吉利，“因为驴就是鬼，驴车就是鬼车”；老人建议用“公鸡的嘴对着女人的嘴呼吸”，因为“大公鸡阳气重”。这些信仰和习俗不是作为猎奇对象被呈现，而是作为乡村生活有机部分被记录，体现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红柳》保存了许多已经消失的乡村儿童活动和教育方式。“灭四害”运动中的“灭鼠，把老鼠尾巴割下来上交老师”，是特殊年代的教育记忆；“给生产队拾动物粪便用来积肥”，是劳动教育的体现；“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反映了教育与实践结合的理念。作品中描写的教室场景如今已成历史：“课桌是用红砖垒的两个台子，台子中间放上长木板”，“黑板是用水泥在墙壁上抹出来的”，这些简陋的教学条件，是那个时代教育资源的真实写照。儿童游戏也有提及，如“我”躺在“院子里柔软的半干不干的青草堆上，听着猪圈里猪的鼾声”，这种与家畜近距离接触的童年体验，在现代农村也已罕见。
《红柳》中对婚丧习俗的描写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买媳妇的场景：“有个媒人给我大金哥介绍了一门婚事，女人是外地人，花了五十块钱”，反映了当时农村大龄男青年成家的困境。丧葬习俗也有详细记录：憨子媳妇死后“生产队长用生产队的钱买了一口薄棺材”，而“平时村里死了人是用席卷的”，显示了丧葬中的等级差异。作品中还提到“娘娘坟”的传说，以及风水先生看墓地的情节，这些都与传统的生死观念密切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披麻戴孝”的习俗，生产队长因为心虚而“披麻戴孝”的情节，反映了丧葬习俗中的道德约束力。
《红柳》中描写的许多自然景观也正在或已经消失。“方圆百里大洼，这里曾经是退海之地”，“沟壑纵横，这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这是一个盐碱滩的世界”，这些地貌因农业开发和生态变迁而改变。“鱼翔浅底”的小河，“秋后这里每条小溪里都有捕不尽鱼虾”的水系，因污染和干旱而不复当年。作品中提到的“各种水鸟云集在这里，还有野兔、狐狸、野猫、瞎獾，甚至还有狼”的生态多样性，也因栖息地破坏而锐减。这些自然景观的变迁，不仅是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转变。
《红柳》中的这些乡土记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它们不是怀旧的材料，而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些记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去不返的过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转变。齐洪涛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些正在消失的乡村事物建立了精神的博物馆，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在这个快速城镇化的时代，《红柳》的乡土记忆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丢失与土地的联系。正如红柳在盐碱地里顽强生长，这些记忆也在文学的沃土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半个月时间，几次阅读《红柳》，那些人物好像就在眼前晃动：早逝的小梅，隐忍的憨子媳妇，还有那个在盐碱地里摸爬滚打的少年。《红柳》告诉我们，记忆不是为了沉溺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就像那些生长在盐碱地上的红柳，在最贫瘠的地方绽放出最顽强的生命之美。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这样的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离不开土地的滋养
作者简介，乌延永安，在各类媒体发表文学评论近30万字，其中中国作家网近7万多字。文学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绿风》《万象》等文学期刊，著有小说作品集、诗集、长篇报告文学。诗歌在《中国作家》杂志获奖，小说、散文、随笔被中国作家网重点推荐，报告文学在国家级媒体获得二等奖，小说在“黄河象杯”全国微型文学大奖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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