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白鹿原》 续写《大梁村》（下） ——一位后来者的创作思考

dongzi

贠文贤

语言风格

乡土方言与时代语境的融合

《白鹿原》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大量鲜活的陕西方言俚语的运用，让文字沾满泥土气息；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让每个角色栩栩如生。白嘉轩的沉稳持重、鹿子霖的圆滑世故、黑娃的耿直率真，都通过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说的“人做事不是做给旁人看的”，短短数字透着他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黑娃说的“学为好人”四字，道出他浪子回头的感悟。这种语言魅力，始终是我创作中的学习楷模。

在写作中学习，我注意了这三点。

一是方言俚语的适度运用。譬如使用“谝闲传”“日弄人”等方言词汇，以及“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等俗语。比如写于刚乾买打井设备过河时，一位拉河人说，“都知道咱这儿有三精：精身子穿褂褂，精沟子穿棉裤，精脚子穿棉窝”，以此解释自己为啥光着屁股背人过河。譬如写席广田为制止儿子与梅梅往来，说道：“梅梅这娃太‘野’了，就不要和她黏（ran）了！”

二是追求语言的朴实。有人曾评价《大梁村》的语言“简洁明快，崇尚白描，祛除繁缛，拒空洞，弃浮夸”。写作中，我尽量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短句和白描手法。譬如写于恭让对方副社长直言：“说假话写假证明的都不是好东西，有瞎怂领导，也有不是领导的瞎怂，害了人还被提拔，这样下去就把人心给弄瞎了。这人心呀，怪得很，要向好，就像修水坝，难得很；要学瞎，堤坝垮塌，稀里哗啦！”再譬如写闲聊场景。金文涛斜靠在炕边说：“谁给我装烟点火，我就给谁来一段好的。”闫老三接话道：“看把你自在谄活的，都别理，憋死他！”金文涛瞪他一眼：“今天我就要你弄，你弄不弄？”闫老三回答：“不弄！”于是金文涛讲起闫老三的笑话：“嘣嘣嘣嘣嘎，老三弹棉花，午饭没吃面，弦断回了家……为啥？他生日要吃片片面；为啥两天都要吃片片面？他说他妈把他生了两天！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三是时代性语言的融入。譬如于刚乾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参与“《资本论》是否过时”的辩论，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批驳反方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点：“《资本论》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从未失效，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富分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延续与发展。”这段充满理论色彩的对话，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儒家说教形成对照，展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和使命感。

贾平凹先生读完《大梁村》，先后三次作评论指出，《大梁村》“是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极浓，语言朴实但有力”“人物鲜活，年份跨度长而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启示”“那确是本好书”。

文化变迁

在时代转型中叩问精神坚守

《白鹿原》是本厚重的乡土文化百科全书：书中的祠堂原本是宗族权力的象征，却在时代大潮冲击下，沦为政治争斗的工具；威严的族规失去约束力，家族的伦理秩序在崩塌；田小娥被封建礼教无情绞杀；朱先生追求的儒家理想化为泡影。随着革命思潮的涌动和战乱频发，乡村秩序被打破，年轻一代追寻新思想，农耕文明土崩瓦解，传统文化走向衰落。

而我创作《大梁村》时在思考：如何呈现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我知道，这个新时代与《白鹿原》反映的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时代有本质不同。从20世纪50年代起，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瓦解，建立起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如此巨大的制度变迁，必然带来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巨大变化。

人民公社时期，有于刚乾、席广田这样一心为公的人，他们不顾个人得失，甚至把生死安危抛在脑后；也有像聂老大那样的“四不清分子”；还有自私自利的尹宝石。为集体服务，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道德。当时评选先进，主要就看这个人爱不爱集体。反映这段历史，自然要展现这方面的矛盾，展示这种精神，而不能用现代的一些观念人为地“扭曲”他们。

所谓现代的一些观念，主要是受市场化的冲击，人们思想的变化，习俗的裂变，特别是物欲膨胀，人的自然属性被放大，社会属性在减弱，人性发生扭曲。丁锁柱靠关系承包了工程，通过造假牟取暴利；易建设利用手中权力，低价变卖国有资产，成了腐败分子；金玉秀婚姻不幸，又遭遇下岗失业，穷困潦倒，思想迷茫；尹宝石进城做生意、炒股票，亏得血本无归，怨天尤人等等。

在于刚乾、席广田身上体现的奋斗和奉献精神，现在到底怎么看？有人觉得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张扬个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已不合时宜、过时了。冷丁先生在《一曲精神坚守者的赞歌》里，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形成做了很好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种精神坚守。我也很希望在自己作品里，把文化变迁中的这种精神坚守和矛盾冲突，能如实地呈现给读者。

结语

致敬文学的人民性

创作《大梁村》，动笔时我并未意识到与《白鹿原》的关联，只有简单的心愿，就是想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留下一点东西。但在构思过程中，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对我影响越来越大。我渐渐明白，所谓“致敬”并非形式上的模仿，而是要反映时代的真实模样，讲好这一代人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心声。

回头看，令我欣慰的是没有陷入对《白鹿原》的简单模仿。《白鹿原》以史诗笔触为农耕文明画上句号，而《大梁村》则试图在“后白鹿原时代”的语境中，探索乡土中国在新时期的文化巨变。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扬，到改革开放后个体意识的觉醒；从“于刚乾式”的理想主义者的坚守，到“易建设式”功利主义的沉沦——这些矛盾冲突并非刻意制造，而是中国乡村在转型期的阵痛。

有读者曾问：“于刚乾这个人物是否过于理想化？”

我的回答是：“理想主义从未过时，只是需要在现实土壤中找到根。”于刚乾听了下岗职工生活状况的汇报后，登门走访特困职工家庭，一进门，看到一位脸色发白、有气无力的女主人——她，就是于刚乾的初恋对象、卖血求生的金玉秀。——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

这或许也是《白鹿原》给予我的启示：真正的文学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大地。

郗崇民老师通读全文，写下《一部凸显人民性的呕心力作》的文章。他说：“体现人民性的作品就是扎根土地，真实展现人民在历史中的状态和作用；而《大梁村》正是以辩证视角呈现特定时期人们的状况与作用，既描写他们的生活，更反映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体现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郗老师的评论，说到了我心上。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和冷丁老师的《一曲精神坚守者的赞歌》编入该书，编辑采纳了。

如果问《大梁村》最想传递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这份对人民性的坚守和表达。而这，或许就是对《白鹿原》精神的最好致敬！

写完此稿，我想起责任编辑王彦龙老师，他知识面广，认真负责、率直坦荡、直言批评，《大梁村》凝结着他的智识和辛劳。在收笔时，我收到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读《大梁村》后写的评论《让我们学会哭泣》。想起半年前高老师为我泼墨题写的“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

心想：我这个人咋这么幸运，总遇到好人，这么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