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鲜明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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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延斌（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张金秋（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家风文化研究”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地将个人、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深厚情感，包含家国认同、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等丰富内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淬炼出的一种独特精神和文化基因。它孕育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沃土，熔铸于家国同构的秩序格局，并在家风传衍中代际磨砺、赓续演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历代传承的一个突出表征。

　　乡土根脉：农耕文明孕育的家国基因

　　在中华文明的文学叙事中，乡土眷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题材，对血脉亲情的思念，对家园故土的牵挂，对伟大祖国的依恋，都属于乡土眷恋的范畴。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乡土”不仅是生活空间，而且是叙事者与之共生的文化生命体。正因如此，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一诗中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相较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与土地的感情更为深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大地如母”的体验，形成了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与眷恋。浙江河姆渡遗址的骨耜、陕西半坡遗址的粟，标志着中国先民告别了刀耕火种，开启南北农耕时代。商周农具改良、秦汉铁犁牛耕、历代水利兴修等，共同推动了农耕文明的繁荣。

　　农耕文明奠定了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孕育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祭祀土地之神正是土地信仰的典型表现。从良渚玉琮蕴含的自然崇拜，到秦汉时土地神祭祀规范化、唐宋时正式将土地祭祀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至明清两代祭社神土地、稷神五谷的社稷坛，标志着这种崇拜达到了顶峰。

　　农耕文明镌刻了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中国人视乡土为生命母体与灵魂归宿，“安土重迁”体现的深沉依赖，“落叶归根”、祠堂祭祀凝聚的家族血脉，使灵魂在家族怀抱中得到归依。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早已在历史的长河里转化为融于血脉的基因，在文学的表达中升华为游子的乡愁、功成返乡的期盼，抑或失意时的归隐向往。

　　秩序同构：家国一体的伦理基石

　　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通常指具有一定领土范围、政府机构和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共同体。乡土眷恋如何升华为家国情怀？答案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秩序基底，即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与伦理本位秩序的统一。

　　农耕生产催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形成庞大而缜密的社会网络。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个体与家庭（族）之间、家庭（族）与社会之间不断发生互动。由点到面、由近及远，中华大地的每一寸都烙印着家庭（族）的足迹，人们从家庭（族）生存秩序出发，建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逐渐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秩序基底。

　　《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死后本传位于伯益，但因大禹之子启十分贤能，深得天下人厚望，启顺势继位，标志着禅让制的终结和“家天下”的开始。西周时期“天子建国，诸侯立家”，通过分封制与以血缘定等级继承的宗法制，两相结合，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序列，奠定家国同构文明基因。

　　秦汉的“大一统”体制，使得“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得以承袭并强化。君主与臣民皆有其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君—臣—民”的尊卑秩序衍生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准则。国家以法律与道德治民，家庭以家法族规约束成员，二者相辅相成，深化了中国人的家国感情。

　　中国传统伦理秩序赋予家国情怀以实践路向。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路径。此秩序以个体为基点，由近及远，构建起整体主义道德系统。它明确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的权利义务，将其具象化为忠孝廉耻勇、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并推动“家国天下”“天下为公”等理念的弘扬。由此，“家”与“国”形成稳定秩序，以家为基的乡土根脉升华为超越家族、地域的家国情怀。

　　家风传衍：精神标识的赓续密码

　　如果说乡土情结是培育家国情怀的沃土，家国同构是支撑家国情怀的脊梁，那么家风传承则是贯通家国情怀血脉的经络。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在时代变迁中薪火相传、在民族繁衍中历久弥新，正是依托于“无言教化”的家风力量。

　　家，本意是人的居室。顾野王在《玉篇》中说：“家，人所居，通曰家。”这里的人，首先是夫妇，家是夫妇共居的屋室。《诗经》将家与室连起来合用，通称“家室”或“室家”。故而我们可以把“家”定义为：以男女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父母子女在一起劳动与生活的最小社会组织。家既指个人家庭，也指同姓亲属集体，合称家门、家族，《管子·小匡》云：“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

　　有了家，就有了家长、家道、家风等问题。其中，家风是家文化的表征。家风也称“门风”“门声”，鉴于古代父兄对家庭家风影响最大，也被称为“父风”“兄风”。家风是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范，是在累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立身处世之道、道德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家风”一词最初使用是在西晋时期。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说，时人潘岳作《家风诗》，被称为“始述家风”。

　　翻开中华民族文化史，家风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优秀家风蕴含着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美德，传承着中华儿女修齐治平、轨物范世的精神薪火。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自己家庭“风教”“风化”即家风的教育功能、父母陶染作了系统总结，既给子孙介绍了自己受颜氏家风熏陶成人成才的经历，又要求子孙“笃学修行，不坠门风”。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于各个时代，弘扬于社会各个层面，既有礼贤下士、为政以德的君王帝后家风，教家立范、勤政公廉的名门显宦家风，士魂商才、仁心义路的商界翘楚家风；也有淳风厚俗、仁德范世的义门世家家风，以身示范、睦族善邻的庶族百姓家风；还有救亡图存、济世经邦的志士英烈家风，投身革命、家国天下的老一辈革命家家风。这些优秀家风文化生动诠释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可贵借鉴。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家训教化、家礼家德濡染而成的，尤其是家训教化。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家训文献卷帙浩繁，既是传统社会指导、规约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又是居家生活、轨物范世的家庭教育教科书。传统家训教化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各个生活领域，但核心始终围绕睦亲治家、处世之道、教子立身等方面展开。

　　危局抉择：家国共生的文明韧性

　　家国共生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观念，它以“家国同构”为历史基底，将血缘伦理中的孝亲义务升华为政治伦理中的报国担当，最终实现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同构。尤其是在面对历史危局时，家国共生的理念将忠君孝亲的伦理义务演进为救亡图存的民族觉醒，升华为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纵览中华民族发展史，由这种家国共生理念熔铸的家国情怀，始终驱动个体将家族命运融入国家兴亡，将孝亲义务、个体生命、家族命运融入国家共同体之中，升华为公忠体国的担当。

　　在古代中国，家国共生理念具体表现为忠孝一体的观念。先秦时期宗法分封制使家国相连；秦汉大一统社会，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促进“孝”“忠”交织，逐渐形成个人伦理与王朝命运同频共振的忠孝一体观。《孝经》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宋代精忠报国的岳飞，一首《满江红·写怀》尽显彪炳史册的家国情怀和耿耿忠心；文天祥被俘不屈，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明代杨继盛舍家为国、勇斗奸臣严嵩专权被杀；抵抗清兵入侵的斗争中，涌现了史可法、瞿式耜、夏完淳等一大批宁死不屈、为国尽忠的义士。文学叙事中，更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杨家将满门忠烈。这些皆诠释了危局下家国共生、大义为先的气节，叙写了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历史史诗。

　　近代以来，“国”的认识逐渐接近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演变为领土、人民、主权的复合体。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千年之梦，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劫难，中华民族秉持的家国情怀，激励志士仁人不问家世、不问阶层，作出了家国共生的坚定选择，他们四处奔走呐喊，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大任。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被流放伊犁，与亲人离别时，吟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迈诗句，临终仍心系救亡，将编写的《四洲志》寄给好友魏源，希望其代替自己唤醒朝堂和百姓“开眼看世界”。林觉民《与妻书》，将爱妻深情淬炼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大义，他嘱子承志，慷慨赴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以满腔家国情怀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面对核潜艇技术封锁，黄旭华隐姓埋名苦研三十载，父亲临死都未见最后一面。他坦言，“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从危局到变局，从乱世到治世，家国情怀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血缘亲情升华为家国大义。坚守家国共生理念，助力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文明镜鉴：家国情怀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之一的家国情怀，充溢着鲜明的家国一体、和合共生的整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沃土的情怀，涵育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凝结着中国人对家庭、乡土、祖国的深沉眷恋，牢牢支撑着个体生命、家庭生存、社会稳定以及国家运行的深层秩序。

　　这种薪火相传的家国理念，集中表达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道德追求、人生信仰与政治理想，早已在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为中华民族赓续不绝的文化基因。这种洋溢着民族自豪感、使命感的精神标识，过去是历代中国志士仁人、前圣往贤的情感共鸣、价值追求，今天仍然是中国人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接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要着力传承和弘扬这种传承千年的家国理念、民族归属意识，培养一代代中国人的家国一体、公忠体国的思想观念，涵养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激励他们更加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融为一体。

　　此外，以家国情怀为重要内核的家风文化，既是民风世风的基础，又是党风政风建设的要义。对传统家训教化、家风熏陶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汲取传统家文化睦亲、教子、持家、处世、报国的积极内容为今所用，无疑能为当前的优秀家风营造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进而助推党风正、政风廉、民风淳，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奋进风清气正、德厚流光、文明昌盛的新时代。

　　（本文完整版收录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