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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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他曾言“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实质内容是天理、公正、道义，其特点则是先验的，“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因此，“致良知”就是“致”先天内在于人心的善体或天理、公正、道义。可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良知有真切的认知，且将“致”字看得太简单、太草率，从而能实际地“致良知”者极少，即“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这就需要对“致良知”的究竟义进行一番追问。考之王阳明“致良知”相关论述，其究竟义或展现为如下四个维度。

　　培植善根之维

　　所谓“培植善根”之维，是指“致良知”对先天内在于人心之善体的培育、累积与增宏。王阳明认为，虽然人人具有先天善体，但并非都能自觉到这种善体。要想这种善体不被丢失或遮蔽，必须唤醒人们对自我善体的觉悟，使人们认识到善体客观存在，并自觉固守、保护这种善体。因而这个意义上的“致良知”，便是“培育善根”。王阳明曾总结“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所谓“致良知”，就是要像培育物种一样，专注于善体的培育、滋养，使其得以贞固、壮实和饱满。不过，由于内在于“心”之善体，如天理，常常遭受私意的侵蚀而亏减，因此需要“累积善德”以补益之。王阳明强调，“集义只是致良知”，“若平日能集义，则浩然之气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集义”，便是积聚众善成就至大至公之德，以充满宇宙而无任何空隙，从而使人们能做到不被富贵所诱惑、不被贫贱所动摇、不被威武所屈服，故“集义”就是累积善德。而“致良知”是“集义”，所以“致良知”便是要求人们持续积累善德，不以善小而不为，以保证善体得到滋养。王阳明还认为，虽然人人具有先天善体，但如果自我封闭而不能持续地吸收身外的美德以滋养、丰富自己的善体，便难以保证善体的持续增宏与光明，因而需要“见贤思齐”。王阳明曾“录善人以自勉”，并认为“此亦多闻多见而识，乃是致良知之功”。在他看来，“致良知”就是通过记录善人的感人事迹，并以之为榜样，向他们看齐，从而将他人之善转化为己之善。因而，“致良知”也意味着敞开胸怀吸收身外所有美德元素，以使先验于“心”的善体得到充实和增宏。可见，作为培植善根的“致良知”，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自信其善，悉心培育，以固牢善体；就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善能，以丰厚善体；就是要求人们平时积极向优秀者学习，化他善为己善，以增宏善体。质言之，“致良知”培植善根之维，就是要求人们固牢、壮大本有之善体，从而巩固做人之根本。

　　去私除污之维

　　所谓“去私除污”之维，是指“致良知”对私意的去除和对污垢的洗刷。王阳明写道，“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即是说，人心为私欲所居而被遮蔽、为习性所染而满是污垢，从而需要去除洗涤，而去除洗涤的方式是“致良知”。那么，怎样“致良知”才能去私除污呢？首先，必须是真诚地“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们无不追求富贵，无不遵从父兄之命，但如果放弃富贵却另有所图，如果孝敬父亲、敬爱兄长是私心驱使，那么这种“致良知”就夹带了私意。“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自不安。”如此，放弃富贵、遵从父兄都是别有动机、夹带私意。所以“致良知”必须真诚。其次，必须是纯一地“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不能有计较成败之心，不能有爱憎取舍于其间，否则，便是内外分离，便不能生发自我满足、自我欣悦之情。对此，他写下“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因而“致良知”必须纯一。最后，必须是公正地“致良知”。王阳明以判案为例，认为不能因为当事人花言巧语而喜好之，不能因为讨厌当事人而严治之，不能因为当事人哀求而顺从之，因为这都是私心作祟。王阳明强调，“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断案如果徇私舞弊，毫无公心，那就是私欲横行，自然无法去私除污，所以去私除污之维，便是告诉人们推行或落实“良知”时必须具有真诚之心、纯一之心、公正之心，如此才能彻底地去除私欲、洗刷污垢。

　　辨识是非之维

　　所谓“辨识是非”之维，是指“致良知”对于是非善恶的辨识与鉴定，并依良知所知为善去恶。“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不仅是每个人心中的先验准则，还具有明觉精察功能：“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即良知对是非善恶具有本然之觉悟与判断。发挥良知辨识是非之功能，必须“致良知”。“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所谓“实致良知”包括：第一，就是使良知时刻清醒，不能昏迷。王阳明认为良知清醒对私欲具有绝对的抑制作用，“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因此，虽然人人皆有良知，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因为私欲好比豪奴悍婢，良知昏迷时便作威作福，良知清醒时便乖巧温顺，“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有了良知的时刻清醒，私邪之念便无处隐身并被彻底消除。第二，就是要使良知充分呈现。“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皎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在王阳明看来，只要把“致良知”工夫做到极端真诚且没有止境，那么良知就会光明如日、纯净如水、明亮如镜，从而使是非、善恶、美丑无处躲藏，自然呈现。因而“致良知”就是不分有事无事，使良知时刻坚守岗位而勤恳地发挥其辨识功能，即便是意念中的是非善恶也明察秋毫，“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就是使良知全面呈现，充分展示自己熠熠生辉的善体。第三，就是要主动地鉴定善恶并依良知所知为善去恶。“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在王阳明看来，如果要分辨善恶，就必须按照良知所发觉的情况进行处理。如果良知发觉意念是善，却不能真诚地喜好它，反而背离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是自昧知善之良知；如果良知发现意念是恶，却不能真诚地厌恶它，反而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是自昧知恶之良知；如果属于这两种情况，虽说良知知之，犹属未知。因此，“致良知”不仅要“知善知恶”，还需要知善而为之、知恶而去之。“致良知”的目标之一是“诚意”，而“诚意”并不限于“知善知恶”，更在于“为善去恶”。可见，作为辨识是非的“致良知”，首先，必须使良知保持清醒，时刻监视着私意邪念之动向；其次，必须使良知全面呈现自己，璀璨夺目、晶莹剔透，令是非善恶无处逃匿而自显；最后，必须使良知发挥其主体性，良知是心之本体，但此本体也是一种明觉，必须将良知的明觉充分发挥，积极主动地去辨识意念中的是非善恶，并按照良知所知去恶为善。因此，“致良知”辨识是非之维，不仅要求认知上对是非善恶的辨识，更要求实践上对是非善恶问题的解决。

　　建构秩序之维

　　所谓“建构秩序”之维，是指“致良知”使物事秩序化、心灵秩序化、社会秩序化。王阳明虽言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却主张“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对于王阳明来说，心外无事、无理，并非指物事本具之理，而是指物事缺失价值之理、意义之理；因而“致良知”于物事，就是使物事合“理”而秩序化、意义化、价值化。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先验存在于“心”的善体，但由于私意萌发，使心之本体良知或天理被遮蔽，因而需要恢复本体。王阳明所强调的“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就是要求君子通过“致良知”去除私意，使公理、道义、公正重新展示价值，使人们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信念之人。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地所以为天地的根据，所谓“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灵明即良知也，因而没有良知，便不可为天地。但天地间常常处于无序混乱状态，甚至出现骨肉相残的情形，“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这都是因为缺失了良知，所以必须“致良知”，为天地立法，建立新的秩序，“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弗自得也矣”。作为建构秩序的“致良知”，就是要求人们知道，物事无天理，从而需要为物事立天理，实际上就是使日常的物事合理化；就是要求人们知道，天理本在人心，乃心之本体，但由于私欲使心之本体被遮蔽，从而需要“致良知”去私欲而回到本体，以重建心灵秩序；就是要求人们知道，天地混乱、人间无序，需要“致良知”为社会建构新的秩序。因此，“致良知”建构秩序之维，意味着为物事立理、为人心立法、为社会立秩序。

　　总之，王阳明“致良知”的究竟义，便是培植善根、去私除污、辨识是非、建构秩序四个维度。培植善根就是要求人自觉善体在我的基础上，努力培育善根、积累善德、吸收善能以固牢本有之善体，表现为固守善体之维；去私除污就是要求去蔽以复见心体时，必须真诚、纯一、公正，表现为自我清洁之维；辨识是非就是要求良知时刻清醒、自我呈现、并依良知所知为善去恶，表现为自我警醒之维；建构秩序就是要求为物事立理、为人心立法、为社会建构秩序，表现为建构意义世界之维。这些维度呈现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致良知”四个维度展开过程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特质。就固守善体而言，“致良知”并非只是“尽其心”或“发明本心”，它仍然需要向外学习，注重内外善能量的交换，强调外在的善对于心之本体的巩固、夯实之意义。就去私除污而言，“致良知”需要配备相应的德性条件，从而纯洁“致良知”的形式与内容，使人们认识到“致良知”不仅要做事功、为善事，而且要无私意地做事功、为善事，因而“致良知”还需配之以真诚、纯一、公正等品质。就辨识是非善恶而言，辨识是非善恶是要求“致良知”不仅要识得是非善恶，还要根据良知所知是非善恶做到为善去恶，“致良知”不能停留于理论诉说，而须体现于现实行动。就建构秩序而言，表达了“致良知”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致良知”并非仅仅是内圣工夫，而且具有强烈的外王诉求，“致良知”希望物事皆得其“理”、心之本体灿然、天地公理流行，因而是对和谐社会的深情向往和执着追求。如此，“致良知”的现实意义也就自然呈现。

　　因此，这四个维度表明，所谓“致良知”，就是要求人自觉其善体并固牢之，就是要求人做善事必无私意夹杂其中，就是要求人在识得是非善恶基础上更要实际地为善去恶，就是要求人用良知构筑天地新秩序，建造新的意义世界。“致良知”并非一个抽象干瘪的观念，而是一个具体而充满活力的观念，兼具了理论与实践双重品质。从理论上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对孟子良知说的充实、发展与超越，而且使“良知”由静态形式转向动态形式；从实践上说，则是蕴含了王阳明的培养理想人格之方式与建设理想社会之路径，从而表现出丰富的、直接的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