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图像 看见历史——读《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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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助理）

　　随着视觉媒介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步入“图像时代”。如今，解读图像已是当代人习以为常的视觉活动，借助图像开展跨学科学术探讨，也成为人文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面对古人绘制的图像，破译其传递的历史信息，既是饶有兴味的智力活动，更能让观赏者回归图像生成的原境，透物见人，与古人隔空对话。

《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

尹吉男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主编的《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以下简称《画非画》），便是这样一部艺术史论文集。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推出的“文研馆”系列丛书。书中收录的文章，既是艺术史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与启发意义的佳作，也是贯通艺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积极探索。该书作者既有学界资深前辈，也有活跃于艺术史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尽管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各异，但均聚焦“图像与政治”这一核心主题。尹吉男在书的《序言》中对各篇文章作了精练且准确的点评，能帮助读者第一时间把握每篇文章的主旨与核心内容。

　　如何解读中国传统绘画？不同艺术史家或许会给出不同答案。美术考古学者郑岩在《论阿房宫图》中，探讨了文学、图像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梳理历代《阿房宫图》后发现，这些画作不过是在杜牧《阿房宫赋》文学想象的基础上，形成的格套式表达；而对照考古遗迹便可知，《阿房宫图》所呈现的绝非历史事实。不过，所谓“真实”并非仅存在于历史事实层面，创作者借助文学与绘画传递的政治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心理真实”。在郑岩看来，这种“心理真实” 比历史事实更具穿透力。但就本书涉及的个案研究而言，绘画更多地展现出与历史互证的一面。例如，同为美术考古学者的贺西林，在《道德再现与政治表达——唐燕妃墓、李勣墓屏风壁画相关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考证燕妃、李勣与武则天之间紧密的家族及政治联系，推断两座墓葬中出现的列女图屏风壁画可能传递了向武后表达效忠的政治隐喻。

　　中国古代一直有“解画”的传统：古人认为绘画隐藏着画家的某种意图，唯有勘破其中意涵与故实，才能真正理解作品欲传递的信息。明代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须考典故”条中就曾说过：“作诗赋、作画，皆贵考据典故，乃不贻讥后人。”《画非画》收录的多数文章，正是以考证画作背后的“故实”为核心，将画作置于具体历史时空，在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探寻画家可能的创作意图。从这一角度看，艺术史与政治史的交融，或许是解开图像谜题的一把密钥。正如历史学家邓小南在《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所言：“传世文献与书画资料的互补，历史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的融通，将开启更加深入而开阔的认识天地。”

　　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余辉，长期致力于“图像考据”。他认为，对多数宫廷绘画而言，只有结合朝廷政治，才能洞悉其堂奥。收入本书的《〈重屏会棋图〉背后的政治博弈——兼析其艺术特性》一文，便是余辉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在文中，他通过梳理文献，区分出两幅《重屏会棋图》：其一是南唐周文矩的原作，其二是北宋初年的摹本。从政治史视角来看，宋太宗赵光义面临着与南唐中主李璟同样的继位合法性问题，这一背景促成了《重屏会棋图》北宋摹本的出现。此外，冯海涛的《马远〈水图〉与南宋理想国》、洪再新的《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卷）〉研究》、邵彦的《隐喻的纪实——〈关羽擒将图〉的主题和功用》、黄小峰的《石桥、木筏与15世纪的商业空间——〈卢沟运筏图〉新探》等文章，也都是通过引入政治史视角，才逐步贴近图像本身欲传达的信息。尤其是冯海涛的研究：过去学界普遍将马远《水图》视为一件描绘不同水之形态的典范之作，而经他发微索隐，将《水图》的赠予对象首先确定为南宋权臣史弥远，进而在《水图》与“十二洲”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最终解码出《水图》背后可能隐藏的宋宁宗有意重新统一国家的政治抱负。

　　对于带有宫廷色彩的绘画，从政治视角解读自不待言。不过，邓小南也提示研究者注意：“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画非画》中，著名艺术史家和书画鉴定专家傅熹年的名作《元人绘〈百尺梧桐轩图〉研究》，以及青年艺术史学者丛涛的《潜藏的画意——戴熙〈忆松图〉创作缘起初探》，便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

　　在解读中国传统文人画时，形式分析与图像学方法往往面临尴尬的境地：形式分析只关注图像自身的构成要素，基本将艺术创作抽离出其生成的具体语境；而图像学的方法虽也依赖文献支撑，但试图在图像与“时代精神”间建立直接联系的做法，又难以捕捉文人画中幽微曲折的情感表达。此时，借助文献重构历史语境，仍是解开画作谜题的有效路径。傅熹年的研究，便通过严密的文献考证，确认了《百尺梧桐轩图》中的主人公；而画作本身的诸多疑点，如伪赵孟頫题字、马玉麟题跋与传世诗集文字的龃龉等，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语境下得到圆满解答，由此形成完整的逻辑闭环。因此，傅熹年的这篇文章也堪称书画鉴定领域的典范之作。再看戴熙的《忆松图》：单从作品本身看，它不过是文人之间相互酬赠的画作；若不将其置于戴熙的特定处境与当时的朝政语境中，观者恐怕很容易错失戴熙为祁寯藻图绘故乡方山的隐情。

　　作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艺术史家，编者尹吉男始终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寻找二者的平衡。在一篇讨论图像史及其知识来源的访谈文章中，他曾说：“在尊重视觉性（包括审美视觉性）的前提下，研究不局限于美术史和美学意义的图像，让图像回到多元的中心，而不是单一的审美中心。”《画非画》一书所讲述的，正是艺术史家透过图像看见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图像与文字构成的历史之间不是互斥而是互文的关系，只有在它们彼此交织的网络中，人们才能获得更加丰满的历史认知。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