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就是一种思考。“用脚写作”,是我多年来的一种写作方式。
2019年,中国作协组织20多位作家分赴各地,采写“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开动员会时,我想,其他作家都有固定的点了,我就干脆全国走一圈吧,能采访到的都采访采访。当时,中国作协制定了一个政策,参加采访的作家每人发一笔固定的经费,下去后吃住行自行解决,不给地方添负担,花多了自己补,剩下的也归个人——这倒有利于作家们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但是我决定全国走一圈时,根本没去想费用的问题——深入生活,投身写作,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从北京出发,赴陕北,入新疆,穿云南,走贵州,过广西,带着一盏小台灯,专往曾经最贫困的地方走。途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因沙暴袭来,遮天蔽日,失去方向,只能坐等救援,我戴的小红帽也被风刮没影了。这次采访,我写出了长篇纪实《国家温度》。回到北京那天已是半夜,正碰上大暴雨,电闪雷鸣,积水成河。下了飞机后,打车匆匆往家赶,结果误进对面一个社区,怎么也找不到家了。没办法只好打110,警察最终通过手机定位系统,把被浇成落汤鸡的我送回了家,老伴还被吓了一跳,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儿了。
2024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我去了西藏。当地人都说,我这个年龄不该上高寒缺氧的高原了,为此旅社给我配了氧气瓶,每天晚上吸一阵子。后来我和当地记者合写了一篇大纪实,发表在《人民日报》。年轻时我曾在北大荒下乡8年,什么艰难困苦都见过,如今这点辛苦又算什么?
新疆,我也去过多次。新中国成立初期,10万大军就地安家。为节省军费,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没有衣领衣兜。官兵驻扎在大漠戈壁上,常年见不着青菜,很多人患了夜盲症。有一次,一个连队终于做了一大锅青菜汤,连长号召把所有青菜留给一个年轻战士吃,就是为了保护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夜晚下工让他带路,再用一条麻绳系住整支队伍,官兵们看不清路,却依然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塔克拉玛干沙漠旁边有个老兵村,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到新疆后从未出过村。他们用一生,把军装的颜色给了大漠戈壁。我去祭拜过一片很大的墓地,茫茫黄沙中所有的墓碑都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全部向东!上世纪90年代末,老兵已所剩不多,首长安排17个老兵出来转转,在石河子广场见到王震将军的雕像,他们立即列队敬礼:“报告司令员,你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场群众无不落泪。
在云南,复员归乡的战斗英雄王明礼领我参观茶园,上山时他健步如飞。路上我才得知,几十年来有两样东西他一直带在身边:一个是全班战友的花名册,一个是一把老军号。每天清晨,他都登上山头吹响军号,组织乡亲们上山种树护林。路上说起曾经的战斗,王明礼卷起裤腿告诉我,他的左腿没了神经,钉子穿过脚面没感觉;而右腿——说着他忽然解下来,砰地扔到几米外的路边,吓我一跳,他却哈哈大笑!
几十年来,正是这些动人事迹深深感召了我,让我不停地翻山越岭、进村入寨,去聆听,去书写,把键盘敲得丁当响。有时候我会感动得热泪横流,喊房东赶紧“拿纸来”。有时候又会哈哈大笑,围观的乡亲们也跟着我笑。
进入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走的山区农村越来越多,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到之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生活幸福,乡亲们建起了别墅式的小白楼,院里停放着大型农机和小轿车,我能不为之动容吗?
老伴曾说我“虽是老骥,并不伏枥”,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不仅有意义,也有意思、有温度。人生有一种召唤叫责任,有一种激情叫热爱,有一种选择叫出发,有一种生活叫行走。虽然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出发,就是人生最美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