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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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领域里，散文名家王飞凭借独特的“行走写作”，构建起一套串联自然肌理、历史脉络与文明根脉的文学体系。从凝望终南山麓到丈量中华大地，从《山边记》聚焦精神世界到《亲近大地》叩问文明内涵，他一直把“行走”当作创作方法，把“大地”视作精神故乡，在俯身触摸土地的过程中，用文字解读民族精神基因。这样的创作实践，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散文“天人合一”的思想，又在当下语境中打破了散文文体的局限，为新时代散文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范例。

终南山是王飞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他作品里的核心意象，在不同创作阶段，终南山的内涵从自然景观变成文化符号，再升级为文明图腾。在他早期作品《信步南山》《敞开心灵之门》中，终南山“超然的绿意”能涤荡都市人心灵的尘埃，字里行间满是对山川草木的敬畏与向往。这时候的终南山，更多是作为被欣赏的审美对象存在。

《山边记》的出版，让终南山意象实现第一次提升——从作品背景走到主题前台，创作也从单纯描写风景转向深入探究自然、人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里，王飞用“我不是山里人，可我喜欢山，喜欢在山的外头望着山”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点出了现代人面对自然时的两难处境：既想亲近自然，逃离都市的吵闹，又怕完全融入自然后，失去现代生活的便利。这一时期的他，不再只是赞美自然，更开始思考文明发展中的问题。

到了《亲近大地》中，终南山意象完成第二次升华，从地域文化符号变成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当王飞的目光从秦岭扩展到整个中华大地，终南山不再是一座孤立的山，而是解读华夏文明基因的关键。描写黄帝陵时，他把终南山的植被和黄帝手植柏联系起来，用“五千岁的树”“八万多名子孙”这样的意象，将终南山的自然生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融合在一起，化作永恒的象征。此时的终南山，早已超越地理和文化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根源的代表。王飞通过不断重塑终南山意象，实现了从抒发个人情感到探寻民族精神的跨越。

《亲近大地》的创作，标志着王飞行走写作的成熟。在这本书里，行走被赋予两层意义：既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移动，更是回到精神故乡的文化仪式。王飞像考古学家一样严谨地记录山川地理、饮食习俗，又以诗人的敏锐捕捉历史遗址背后的故事与情感。比如写陕西蒲城的水盆羊肉，他不仅详细记录了选肉、熬汤、调味的全过程，还写下“一碗水盆羊肉，熬煮的是关中的烟火，沉淀的是千年的乡愁”这样的句子，把饮食习俗和地域文化、民族情感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身体地理学”式的写作，让散文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容器，读者透过文字，不仅能看到大地的模样，而且能感受到大地的温度。

王飞的创作历程，本质上是一部“行走的文学史”。从在东海舰队服兵役，到在关中平原当记者；从在终南山边驻足凝望，到走遍大江南北做田野调查，他的文字里始终留下了行走的痕迹。在王飞的创作中，行走体现为三个维度：从空间上看，他的写作范围从关中平原、黄河流域，到东部沿海、西部高原，不断从局部扩展到全国，视野越来越开阔；从时间上看，描写历史遗址时，他不只关注当下的样子，还会查阅史料、走访当地居民，还原遗址过去的风貌，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从精神层面看，早期写作时，他是“旁观者”，用冷静的视角记录世界，而到了《亲近大地》的创作阶段，他成了“参与者”，以“俯身触摸大地”的姿态，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大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散文日益边缘化的当下，王飞的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启示：当文字回归大地，散文便能重获生命力。他的《亲近大地》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更是一部文化启示录——通过行走解读文明密码，以俯身姿态重构精神原乡，为散文开辟出一条通向经典的路径。王飞的散文，不仅是对大地的赞美，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守护；不仅是个体情感的抒发，更是民族集体记忆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