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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民族危难中的一曲文明壮歌
唐明星《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1日 第 20 版)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郑欣淼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style="border: none; 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100%;">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郑欣淼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故宫人的光荣使命。郑欣淼新近出版的《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以下简称《国家记忆》)一书,讲述的就是故宫人不辱使命的历史。全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重现了1933—1949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讲述了具有文明史意义的文化壮举。 作者在书的开篇即以历史细节生动呈现了南迁动议在当时引起的社会波澜之大。书中写道天津博物馆首任院长严智怡1933年初致故宫博物院函:“况值此国家危难之时,敌忾同心,正宜示镇定坚决之心,励一往无前之气。已经迁洛之政府,近且回京,何以独于敌氛未及之北平,岌岌若不克保,又专措意于古物?”书中还影印了一份北平政务委员会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拍卖故宫文物用以购买飞机的电文,这项议案在当时也掀起轩然大波。通过这些历史现场的照片、档案和文件,读者可以看到身处众声喧哗之中做出故宫南迁的决策是何等不易。作者指出,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长期过程所作出的决策。不只是文物,当时政府也在着手国防工业、大学及有关文化机构的内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安排。把文物的南迁和西迁置于国难里的文教存续中来看,奠定了本书叙事的情感基调,也决定了本书深厚宏阔的历史视野。 事,因时而始,因人而成。故宫文物南迁为何能在战争炮火中时延十年、地迤万里,1.9万箱文物精品经艰难险阻的陆路、水路能完整归位,正是一个个以命相托的“故宫人”使这一千古壮举得以完成。战火蔓延、战事频仍,战时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战时物价的飞涨给故宫的日常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家庭成员的分离也是很多故宫人当年的常态。最终,他们都顶着压力,毅然担当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这种凝聚力与责任感让故宫具有了特别的民族精神标识,也成了参与过这段壮阔史诗的故宫人一生的骄傲。 在书中,作者特意写了一场不容易但取得巨大国际影响的展览,这就是1935年11月28日在伦敦开幕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选什么样的文物来呈现中国艺术的成就?中西方人士的意见并不相同。最终,中国作为此次展览会展品的源出地,其展品仅占约1/4。展览上除了故宫文物之外,还有遗失在国外的中国重要文物,包括周代铜禁及酒器、重器周公彝、攻吴王夫差鉴、唐太宗昭陵六骏之一的“飒露紫”以及敦煌壁画等,这些难得一见的海外遗珍触发了故宫人的爱国心和历史责任感。它让人们意识到,开展文明交流与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还是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只有强大的国家立在身后,才能有真正的文化传播,才能有平等的欣赏眼光。作者在书中对这一展览的过程做了细致阐述,呼应了全书以文物而爱国、以文物而爱民族的写作基调。 从《国家记忆》来看,故宫人是不负文明之使命、不负国家与民族之大义的。他们用不一般的历史担当、不一般的生命勇气、不一般的高超知识水平,在民族危难中奏响了一曲文明史的壮歌,值得历史铭记。 (作者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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