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长安的双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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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锦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长安，这座巍然矗立于关中平原的千年古都，不仅是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更是被诗歌彻底浸润，深深镌刻于历史中的文化符号。在唐代，长安吸引着当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他们将个人的仕宦荣辱、生命际遇、心路历程与城市的壮丽景观、繁华市井、时代脉搏紧密交织，最终凝结成光耀千秋的唐诗，共同铸就了“诗的唐朝”。一座长安城，半部《全唐诗》，没有哪座城市能如长安一般，被如此频繁、深情地书写于诗行之间。

　　长安孕育了唐诗，而唐诗反过来又塑造了长安的文化形象，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唐诗之都”。长安与唐诗，两个辉煌的文化形态，在七至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双向建构：长安为唐诗创作与绽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宏阔的舞台；而唐诗则以文字为砖石，将长安构建成一座超越物理存在、永存于历史文化记忆中的“诗都”。唐人用诗歌形塑了长安的精神内核，长安则以开放、包容的实体滋养了唐诗的艺术生命。唐诗因长安而再生，长安因唐诗而不朽。这种交融互动，不仅造就了唐诗特有的审美特质，也重新定义了长安的城市内涵，使物理空间升华为文化标识，使草木砖石获得了诗性灵魂，最终创造出中国古代都城厚重隽永的文化篇章。

　　长安：唐诗创作与绽放的“ 沃土”与“舞台”

　　长安是经济繁荣、文化交融、思想活跃的“天下之中”。这座占地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城市，其规整的坊市格局、宏伟的宫殿建筑、密集的文化机构，为唐人提供了创作所需的生活体验、情感媒介与思想资源，成为唐诗生长的“沃土”与绽放的“舞台”。

　　从政治与个人看，长安既是唐人实现理想的“追梦之地”，也是他们书写人生际遇的“叙事空间”。唐代实行科举制度，“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登科记考》卷二十八）。每年春季，各地举子齐聚长安，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在长安的山原、驿馆、旅舍、府邸间奔走，将应试的紧张、落第的失意、登科的狂喜融入诗歌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道出登科后的畅快；“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豆卢复《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则是落第的悲伤与无奈；“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唐才子传》），更直指寒门士子生存之艰难。在个人情感上，唐人将自己的命运与长安紧密相连。“长相思，在长安”（李白《长相思》），表达了对帝都的深深眷恋；“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月夜》），在离乱中抒发了对长安的思念之情。

　　从经济与社会看，长安经济发达，市井繁华，为唐诗创作提供了鲜活而丰富的“素材”。东市、西市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唐人于市集中目睹的胡商云集、琳琅百货，在坊巷中听闻的酒肆歌楼、市井闲谈，都成为唐诗产生的生动图景。“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卢照邻《长安古意》），勾勒出长安车水马龙的都市盛况；“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其二），展现了长安的商业活力与多元文化；“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卖炭翁》），通过卖炭老翁在长安街头的悲惨遭遇，折射出社会的不公。此外，长安的民俗节庆活动，如上元的灯火、上巳的祓禊、寒食的禁火、重阳的登高，亦是唐人抒情的重要对象，为唐诗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意蕴。

　　从文化交流看，长安的多元文化交融为唐诗注入了开阔气象。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朝代，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吸引了来自突厥、吐蕃、回鹘、波斯、大食等国的使节、商人、艺人等。胡乐、胡舞、胡酒、胡姬遍布于长安的市井街巷中，这些异域风情为长安的城市风貌带来了别样生机，拓宽了唐人的视野与审美，为唐诗注入了新鲜、活泼、奔放的元素。李白“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既是胡人融入大唐文化的表现，也是大唐开放包容的象征。岑参“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胡歌》），再现了长安城中蕃王的奢华与关西老将的豪迈。此外，长安的国子监、崇文馆、弘文馆、平康坊、崇仁坊也是文人交流思想、切磋诗艺的场所。

　　唐诗：长安的“塑造者”与“传播者”

　　如果说长安为唐诗提供了创作的土壤与绽放的舞台，那么唐诗则以细腻丰盈的艺术触角，对长安进行了“二次塑造”。曲江池、芙蓉苑、慈恩塔、昆明池、大明宫、兴庆宫、乐游原、昭陵、灞陵等景观，经过唐人反复吟咏，成为超越物理存在的“诗化空间”。唐诗的广泛传播，又让这些景观突破了长安的地理边界，成为普天下人向往的文化标志。

　　曲江位于长安城南，原本是汉代皇家园林，经过唐代的疏浚扩建，成为集游览、宴饮、科举庆祝于一体的公共空间。在唐诗中，曲江不仅是自然景观，如“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更是诗人抒发情感、见证时代变化的“晴雨表”，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杜甫《哀江头》）。每到春天，唐人在此踏青、饮酒、赋诗，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曲江现象”。“曲江柳条渐无力，杏园伯劳初有声。可怜春浅游人少，好傍池边下马行”（白居易《曲江早春》），写出了曲江早春的宁静与生机；李商隐“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曲江》），通过曲江的荒芜，抒发了对盛唐衰落的哀叹。唐诗让曲江从普通园林，变成承载文人喜悦、悲伤、怀念的文化地标，即便在长安毁于战火后，人们依然可以在唐诗中重塑曲江昔日的盛景。

　　乐游原位于长安城东南隅，横跨新昌坊、升道坊、宣平坊、升平坊等，地势高峻开阔，南瞰曲江碧波，西接慈恩宝刹，登临远眺可将长安城郭尽收眼底，自秦汉以来便是游人如织的胜地。“（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长安志·唐京城二》卷八），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夕阳无限好”的自然风光，乐游原成为唐人登高望远、抒发愁思的首选之地。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描绘了夕阳下的乐游原之美，蕴含着对人生短暂、时代衰落的感慨。杜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于乐游原望昭陵，抒发出对贞观之治的向往与个人怀才不遇的郁结。乐游原在唐诗中从高地，变成牵动并凝聚士人政治理想与人生体悟的诗意空间，其文化意涵远超地理价值。

　　除了池苑、川原、市井，唐诗亦对长安的宫殿进行了刻画与传播。大明宫作为政治中心，“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唐代威仪与秩序的重要体现。华清宫作为行宫，在《长恨歌》中成为爱情与权力、欲望交织的空间载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深情独白，更将其转化为情感深处的不朽印记。

　　随着唐诗的传播，这些原本普通的景观成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情感空间。人们来到长安，不仅是为了欣赏风景，更是为了体验唐诗所营造的诗意氛围，实现与历史的对话。唐诗使长安转化为可阅读、可共鸣的文化文本。

　　长安与唐诗的“共生”

　　长安与唐诗并非单向的“供给”与“塑造”，而是一种相互渗透、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长安的空间布局、建筑风格、市井生活、风土人情影响了唐人的审美态度与意象选择，而唐诗反过来又强化了长安空间的文化属性，形成了“空间催生诗歌，诗歌定义空间”的双向互动。

　　从长安对唐诗的影响看，其规整的布局与宏伟的建筑，影响了唐诗雄浑、开阔的风格。长安采用坊市制，城市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两部分，宫城、皇城位于北部，坊、市分布于南部，形成了对称、规整、秩序井然的空间格局。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李唐“天朝上国”气象，也影响了唐人的审美感知。在唐诗中，“长安”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地名，而是由朱雀大街、大明宫、曲江池、乐游原、终南山等构成的意象群，这些意象往往带有宏大、庄严的特质。如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秋歌》），借长安月夜妻子捣衣，书写了对远征夫婿的思念；王维《终南别业》，表现了诗人辋川隐居时悠闲自得的心境，“晚家南山陲”的选址，与长安密不可分。终南即终南山，“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终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关中记》），是唐人隐居的首选之地，这种城市与自然的近邻关系，让唐诗中的山水意象兼具了出世的宁静与入世的关怀。

　　从唐诗对长安的反作用看，唐诗中的“长安意象”，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更让原本普通的物理空间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感的文化象征。“灞桥”本是长安东行要道，唐代于此设驿亭，送别亲友东去，常至此分手，并折柳相赠。这座普通桥梁，经诗歌反复书写，逐渐与“送别”主题绑定，形成“灞桥折柳”的经典意象。戴叔伦《赋得长亭柳》“濯濯长亭柳，阴连灞水流。雨搓金缕细，烟褭翠丝柔。送客添新恨，听莺忆旧游。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以灞水、柳树为背景，写尽离愁别绪；裴说《柳》“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柳寓惜别之意，灞桥含离别之愁，“一何频”诉说着世间分别的常态，可见离别之情的愁人与深切。唐诗让灞桥跃升为中国文化中送别的标志，成为离别情感的文化载体。再如芙蓉苑，“曲江之西南，隋离宫也。与杏园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园内有池，谓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张礼《游城南记》）。在唐诗中，它不仅是“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宋之问《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的自然园林景观，更是帝王与民同乐的象征，如“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李绅《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展现了芙蓉园的繁华与皇家仪仗的威严。芙蓉园的文化意义在唐诗中不断丰富，成为长安繁华的经典意象。

　　此外，长安与唐诗的共生，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作为一座千年古都，长安悠久的历史为唐诗提供了怀古的资源，而唐诗中的怀古之作，反过来又强化了长安的历史厚重感。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虽写登成都高楼所见之景，但“北极朝廷终不改”的信念，仍以长安为参照。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借金陵怀古，表达了对长安的思念。唐诗将长安与历史和现实相连，更具历史与文化的厚度。

　　长安与唐诗相遇，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伟大的双向成就。唐人以如椽巨笔将长安砖石草木组合的物理空间升华为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长安则以其丰厚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为唐诗提供了充足的创作源泉与绽放舞台。这种互动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诗都”现象：长安因唐诗而超越物理存在，成为永恒的文化符号；唐诗因长安获得时空坐标，凝聚为民族的集体记忆。今天，当我们吟诵唐诗时，触碰的不仅是李唐的月光，更是一个民族借由诗歌建构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共鸣。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