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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城,这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共和国的土地上,每个公民的迁徙,他人都无从干涉。因而更无所谓,农民工该不该进城。
改革之初,农民工抛却土地,为工业与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今天,这些身在城市多年的农民工,惊讶的发现,自己并不归属于任何一方阵营,对于乡村,耕种方式,他们早已陌生。对于城市,他们却从来都只是过客。
因而身份的悖论,常使得这一人群,不知所踪。而现实的利益,又让他们盲目追寻。利益至上的逻辑,兜售着进城,机会多与工资高的诱惑经济学。然而,在被抛弃的土地与被留守的儿童面前,利益逻辑留给人们的总是“摸着石头过河”,却从未想过要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另一重的荒诞叙事,则是“民工荒”,每当媒体报道民工荒,我就想笑。何曾真正存在过民工荒,不过是农民工在物价上涨的狂潮当中所做的一次成本经济学运算。而这运算则被人冠之以“民工荒”的虚名。尽管,并没有多少农民工表示对此说法的认可,但那不重要,农民工本身,早已被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叙事所解构。而在这大地上,也没有任何专属于他们的话语权机构。
他们,只能凭借一次次的出位抗争,只能凭借一次次的殊死搏斗。那些看起来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于他们而言,却是奋斗多少年后才能企及的梦想。然而,他们当中的更多人,务工多年,猛然发现,留给自己的,却是,进不了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
政治精英们,时而号召他们,“孔雀东南飞”。时而号召他们,建设新农村。但在精英们,看来,这一群人自己要去哪里,要到何方,从来都是不重要的。被标签化的民工与被固化的阶层,合在一起,向我们诠释了这个时代独有的逻辑——那种叫做国情的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