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撤点并校”引起的思考

屈联西

      引子：而跟她一起上初三的同学，已经有一半以上辍学了。
     前不久，我从河南济源回到甘肃的老家武威市张义乡。我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同我坐一起的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看着车窗外熟悉的祁连山脉，听着满车熟悉的乡音，我和同座的女孩聊了起来。
        我还以为是她家条件好，到城里享受好的教育资源来了。一聊才知道，她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情况十分一般。但是，因为原张义地区（辖张义乡、中路乡、上泉乡）中学——武威市第十一中学的高中都撤了，所以，小小年级，她就不得不到市里上高中。 她每周回家一次，单坐车就得两个多小时，加上等车时间，回一次家就得半天时间，来去车费近20元。在城里的学校，生活费就更贵了！
     但她还算是很幸运的，虽然为了她上学，她父亲到外地打工，母亲一个人在家种庄稼。她很心疼父母，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还有学上。而跟她一起上初三的同学，已经有一半以上辍学了。到城里上学，成本那么高，作为农民，他们的收入又少得可怜。有的人家，一年收入也就是几麻袋粮食，哪有钱供孩子在城里上学！
        才初中毕业，他们就因为学校撤并而上不起学了，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到外地打工了。我听了，心里酸酸的。
        按道理说，社会发展了，农民孩子各方面条件也应该越来越好，包括上学条件。但是，现实却是如此残酷！一个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学生缀学！
       我对那个女孩说：“幸亏我早生了几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武威市第十一中的教学质量还是可以的，那时我的同学们至少也高中毕业了再外出打工。因为我们上学很近呵，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吃住都在家，上学基本不花什么钱，没有一家的学生因为穷而上不起高中的。要使我晚生几年，按我当时的家庭条件，这辈子恐怕永远也没上大学的机会了！”
回到家，问了问当老师的哥哥，才知道，现在全国都在“撤点并校” 。小学、初中、高中都是这样。其中，撤掉的小学是最多的！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量为64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是“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而经过这几年的“撤点并校”，那些曾经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而今或被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据湖北的媒体报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而今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撤点并校后，一些地方学校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学没有住宿条件，小学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学；山区一些寄宿制中小学，学生上学路程多数在15公里左右，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为了安全，有的孩子由家长常年接送，有的由母亲随同租房陪读，有的家庭举家搬迁，既影响生产，又增加负担。也有一些农民干脆劝孩子退学，务农或打工。
      社会发展了，农民的孩子却上不起学了——这一怪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每个人的深思！那些教育部门的领导，更应该反思——这一政策给农村孩子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屈联西

2011年12月24日05:35 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
　　2011年，是教育报道相对不那么扎眼的一年。
　　我们应当庆幸这种不扎眼。因为，与前几年相比，中小学虽然也有孩子辍学，但原因不会是交不起学杂费；贫困家庭孩子上大学仍要为学费发愁，但不会走投无路到选择自杀；大学生仍在为扩招苦恼，但那种大规模的扩招行动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这几年，最棘手、最有争议的教育话题，已经因为政策的调整和中央财政的支持，“高烧”的症状大为缓解。然而，“高烧”虽退，“低烧”犹存。教育始终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也因此为这个国家的亿万人所关注。
　　我们梳理这一年的教育事件，希望留下这一年的教育生态记录，寻找来日的“退烧”良方。或许，没有新闻，对教育而言是最好的新闻。
　　国务院关于撤点并校的条款经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断章取义地引用
　　2011年，正是撤点并校走过的第10个年头。然而，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两次校车事故让撤点并校又置身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12月12日，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11人受伤。
　　另一次事故更为惨烈，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1人死亡 (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当时，这辆核载人数为9人的面包车上，却装进去了64人。
　　其实，这一年，还有更多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只是没有造成像上述那么大的伤害，因此被零星地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但每一起校车事故的背后，经常会浮现撤点并校这一根本原因。
　　但校车事件还只是某些撤点并校带来的一个悲剧，因为这一公共政策酿成的后果是非常多元的，且在这一年不时见诸媒体。
　　撤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有所行动，在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后，“撤点并校”以狂风骤雨般的态势横扫了中国广袤的农村，成为了地方政府教育布局调整的“一场狂欢”。
　　该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调整后的校舍等资产要保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有需要又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寄宿制学校。”
　　对上述条款的完整引用非常有必要，因为事实上，这一条款经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断章取义地引用，从而导致强行撤并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区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时，把撤并当成了唯一的目的，上述的政策精髓及实施条件却弃之不顾。
　　许多悲剧也经常由此引发。
　　像发生校车事故的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如果没有撤并，孩子们中的大部分本可以在该镇张后屯村小上学。然而，2005年，在合班并校中，张后屯小学初中部被撤，并进了首羡镇中学。2009年，又一轮合班并校启动，有着70年办学历史的张后屯小学被合并到首羡中心小学。
　　孩子们上学的路途由此变得漫长而遥远，最远的学生离学校有10里地，许多家长只能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学。而且，中国青年报驻江苏记者采访发现：“学校也没有食堂，中午不管饭，孩子们中午放学后就被学校赶出了校门，只能到附近居民办的小饭桌去吃饭。”
　　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
　　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
　　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了今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
　　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就发现，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辍学现象。
　　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发现，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撤点并校漠视了受教育者的权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上述问题还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问题，“甚至称不上主要问题。”
　　他认为，撤并村校带来的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问题。“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寄宿制学校，家庭的温暖、家人的温情被剥离了，但亲情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副院长熊丙奇(微博)也认为，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发显得缺乏生气。因为读书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乡村也会因为有学校而变得完整，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也扮演着无可替代地推崇知识和传播文化的角色，但撤点并校却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2011年，无从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还是从学术调查研究结论看，很明显，撤点并校在某些地区不仅没有带来农村教育的欣欣向荣景象，反而导致上学难、辍学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甚至还有研究显示，缩小城乡教育之间差距的愿望也未实现，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有媒体援引美国的经验称，美国也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全美国的学区由1961年的36402个下降到1970年的17995个。然而，即使美国在撤点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车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上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多项研究表明在教学质量、 教学投入、学生成长等方面，合并学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还可能带来坏处。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开始了一场“小规模学校”运动，让办学更加多元化。
　　熊丙奇认为，在他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
　　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决策，如果只顾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康健教授也认为，撤点并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刀切”，“事实上应该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撤了村小、乡小？如果他们就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那么政府就得尊重他们的意见。”
　　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作规划时，总喜欢拿一些纸面的数据说话，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距离，有时候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而由于地形崎岖，山路绵延，实际距离可能七八公里。“这些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需要深入实地考察调研”。
　　康健说，撤点并校政策已经实施10年了，“现在需要做大量的实际效果评估，以评估这个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屈联西

将几个学校合并成一个中心校，以集中优势教学资源，这一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实施过程中的简单的一刀切，导致了一些农村孩子失学，进而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乡土文化的瓦解。
——中国青年报

屈联西

据湖北的媒体报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而今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屈联西

一个村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年轻的父母，也就渐渐走向了衰亡。

作者：熊丙奇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量为64所。（中国青年报12月24日）
        这是一个社会早就该关注的新闻，但遗憾的是，在没有接连不断的校车事故发生时，并没有多少人对发生在我国乡村的教育大调整——“撤点并校”引起关注。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撤点并校”隐患很大，但忙于追热点的媒体，并没有集中关注这些问题。现在有评论称，日均减少64所学校，是一种警醒。但谁都知道，近28万所乡村小学因撤并而“消失”，已经很难逆转。这种木已成舟之后的警醒的价值有多大，实在值得怀疑。
        也有一些专家，建议评估10年“撤点并校”。这种评估有其必要性，但我也不清楚这种评估，会对改变现状有怎样的价值。对于教育决策来说，把学生作为试验田的思路是不可取的，由于其影响千家万户，关乎民生切身利益，必须谨慎、理性，广听意见、反复论证，尽可能避免明显可以遇见的问题。
       客观而言，我国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早在推出时，就遭遇质疑。虽然政府部门解释这是农村生源减少的必然选择，一些自然村上学的孩子锐减，当地的学校招生严重萎缩，而且有着诸多好处，比如整合乡村教育资源，（让村上的孩子到城镇求学）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很多乡村居民并不买账。具体原因包括：孩子上学路程遥远，上下学花在路上的时间太长，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上学成本增加，与此同时，合并之后的学校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本来的“小班化”教育被“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替代。一些地区的村民甚至以自办学校的方式来抵制撤点并校，但是，众多乡村学校，还是被“强制”撤并。
        “撤点并校”的负面作用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进持续发酵。比较显著的问题有四：其一，一些乡村地区出现辍学率回潮，上学路远，一些家庭干脆不让孩子上学了；其二，校车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政府没有在撤点并校时考虑配备校车，不少孩子只能坐不合格校车、黑校车上下学；其三，低龄寄宿在乡村变得越来越普遍，但由于寄宿硬件条件较差、与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辅导、生活服务没跟上，乡村寄宿生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四，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显缺乏生气。
        上述这些问题一直被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和乡村居民提出，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08年，广东才暂缓强制撤点并校——这意味着此前是“强制”撤并，直到2009年，国务院对农村“撤点并校”提出要求，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总体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促进学校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涉及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而在前不久开始征求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提到解决校车问题的一条措施是，“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缩短上学距离，减少交通风险。”这是政府部门间接承认“撤点并校”增加了学生的交通风险。
        如果在“撤点并校”时，就能有这种考虑，该有多好。但恐怕很难。首先，就教育利益来说，在笔者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可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的思路，未来一个县可能只办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只要既好管理，又突出“大规模”办学政绩，还攻克了义务教育均衡难题——只有一所学校，何来校际差异？但这不是办学，而是办工厂。
        其次，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虽说要听老百姓意见，但听不听以及听了之后采不采纳，主导权在行政部门。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元，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小学即面临拆迁，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
        舆论把“撤点并校”和校车问题，归为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由同样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决策机制造成。教育决策如果只顾制定机构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这才是撤点并校的教训，值得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吸取。

baihuahe

孩子可怜，可怜孩子！！！

屈联西

“撤点并校后，一些地方学校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学没有住宿条件，小学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学；山区一些寄宿制中小学，学生上学路程多数在15公里左右，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为了安全，有的孩子由家长常年接送，有的由母亲随同租房陪读，有的家庭举家搬迁，既影响生产，又增加负担。也有一些农民干脆劝孩子退学，务农或打工。”
　　

屈联西

北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局局长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局长告诉杨贵平，自己无力改变政策，但是在自己的任上，学校肯定不会撤，“因为孩子太小”。
　　然而3年后，这位局长退休，这个县就加快了撤并的步伐。

屈联西

山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原有100多户人家，村里有个小学。学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仅仅两年间，就有30多个家庭搬走了，搬走的农民离开了家园，土地也荒废了，“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最没有办法的。”

江铜有清

监管缺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