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去唱对台戏

荷花

故事讲述者：媒体人郑宇。
讲述背景：儿子即将参加一次歌唱选秀，母亲怕影响学习，不同意，母子处于赌气之中。父亲暗暗支持他，并给他讲了这段故事。



　　所有的青春
    没什么不同
    每一代的轨迹
    其实都有相似之处
    只是隔着岁月的两端
    我们觉得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
    我们观察的角度变了
    其实
    爸爸妈妈的青春
    和孩子的没什么不一样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大街上那片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哨声。
　　那是1985年，我15岁。县里像电视里那样搞起了歌咏比赛，形式有点像如今的选秀，先要“海选”（那时叫初赛），然后是复赛，最后是决赛，那阵势也像过节一般热闹。比起全封闭的文艺调演和晚会来说，这种半开放的选拔，也算是为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们开了一个口子。
　　当时唱歌的主流是美声和民族唱法，通常是把话筒立在面前，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大红裙，手放在胸口，唱得字正腔圆。而流行歌曲，也就是当时所称的通俗唱法还不被当成一回事，虽然听邓丽君的歌已不再被派出所抓了，但拿着话筒边扭边唱还是被看成不正经的行为。此前几年，有位海军歌手因为唱《军港之夜》差点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有两个：一是歌词里有“让我的水兵好好睡觉”，说是消磨革命斗争意志，不让士兵睁眼警惕；另一条罪名便是拿着话筒唱歌，像歌女。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交代这个背景，是让你明白，爸爸参加的人生第一场选秀是在什么样的氛围下进行的。
　　就像所有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一样，那时的我和同学们都向往新鲜而活泼的东西，喜欢唱歌、跳舞。这一点，与你们青春岁月的喜好没有什么差异。当时的我们为了找到一首新歌，可谓费尽了心思，或在夜静更深时偷听港台电台，或用录音机到电影院录新歌，或跑到省城去买翻录带，或用粗糙的数据线接到电视上录嘈杂的歌曲。总之，在那时，我们就像喜爱新衣服一样喜爱新歌，而且将“新”作为衡量一首歌的唯一标准，羡慕别人唱没听过的歌曲，鄙视别人唱已经老旧的歌曲。
　　但做歌咏比赛评委的爷爷奶奶们却不这么认为。在初赛那天，我们全班报名的14个人有12个被刷了下来，大多数只唱了两三句就被叫停了。最惨的一位同学，上去刚一亮相，还没张嘴就被轰下来了，因为他自以为很酷地把衬衣下角绑在肚子上，让台下的评委们觉得很不顺眼。
　　总之，我们那天被这群自幼唱川戏的老文艺骨干们叫停的理由不是台风不正就是嗓子不亮，要么就是歌曲的价值取向有问题——中学生娃娃，怎么可以唱爱情歌曲？对爸爸妈妈的爱也不行！
　　这哪儿是唱歌比赛啊？简直就是一场必须政治正确的宣传活动嘛！所有的评价标准与唱歌都没有什么关系。
　　爸爸和同学们原本像一群志得意满的苍蝇，在自以为可以凭自己会唱的新歌和别人压根儿就不会的迪斯科风光一把时，不想被横空伸出的苍蝇拍拍得满地找牙。顿时，所有失落变成了义愤，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不公平对待，于是决定要做点什么来表达我们的不满，并证明我们的存在。
　　同学中有人会弹吉他，通过弹吉他，又认识了会别的乐器的小哥们儿，他们同样在歌咏比赛的初赛或复赛中落马——拿话筒都不被允许，何况背着吉他边弹边唱，这是什么样的场面？
　　很快，一支汇聚了吉他、小提琴、电子琴和鼓的乐队凑成了。经过几天偷偷的排练，居然合练成了好几首歌。一位赵姓同学的爸爸是单位工会的主席，在听完我们的演奏之后，答应把大功率音箱和架子鼓借给我们。当然，他不知道我们是要去和县里的歌咏比赛唱对台戏，否则，他老人家拼了命也不会借的。
　　歌咏比赛晚会在剧场如期举行。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舞台放到与剧场正对的街面上。为了与剧场里那些穿中山装、大红裙的选手们不一样，我们都搞了惊世骇俗的造型：有人故意把衬衣撕掉袖子；有人用黑色和红色的颜料在衣服上拍出手印；有人把袜子剪掉底，像绑腿一样套在裤子外面；有人把裤腿剪掉一截，用针裰成帽子，戴在头上。
　　我们以怎么奇怪就怎么整的心态把自己包装得与别人不一样，以表明对他们的不服气。孩子，你现在也许能明白，当你试图穿一件印着奇异图案的T恤引起我的惊异时，我只是笑笑。因为你玩的，我们都玩过，你想表达什么，我懂。
　　当剧场里的音乐响起时，我们这支穿着奇装异服的怪异乐队也奏响了音乐。街边杂货店的老爷爷为我们插了电，路边维持秩序的警察只当我们是耍杂技卖艺的，也没有敏感地驱散我们。
　　当时的场面很high。我们从最初的手脚哆嗦，到弹出第一个音符，简直像从悬崖边往下跳似的鼓足勇气，不容后悔。我们以电影《阿西门的街》的主题曲开场，唱着一段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这是大家听着录音机用汉字注下音标学会的，叽里呱啦，胡乱喊叫，但却感觉洋气而新鲜，很快就吸引了一大帮年轻人，而且圈子越围越大，人越来越多。剧场里也陆续有人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观众中，我们唱对台戏捣乱的目的初步达到。
　　看到演唱有了效果，大家更来了精神，把当时市面上刚流行起来的歌曲都搬出来唱，什么《迟到》《秋蝉》《拜访春天》《小秘密》……
　　起初还是按排练的歌曲按部就班地唱，后来就开始接受点唱，甚至人群中有人跳出来唱。那一刻，我们发现，在小县城平静的角落里，其实隐藏了那么多和我们一样渴望唱新歌、渴望过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人。许多我们自以为新潮的歌，大家都会唱。每一曲都是以独唱开始，最终却以合唱结束。那种体验，你也许没有过——大家像荒地中焦渴的苗，期待着一场喜雨来临似的面朝苍天、眼含热泪。那是一个诗与诗人还没被嘲弄的时代，那也是一个歌曲没有变成纯商品的时代。那是一个心里有明确盼望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简陋但真实的时代。
　　那天的演唱，成为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歌唱。虽然我们的歌声、乐器和技术都那么粗糙，但我们第一次以一种破茧成蝶的勇气，向世人证明了我们的存在。那一年，我15岁，和你一样大，报纸和广播里正忧心忡忡地讨论“70后”孩子们的种种不堪，就像现在网络上正在批“90后”一样。但我们用稚拙的声音，表达了我们的存在。
　　多年后，那晚参与演出的哥们儿大多都离开了老家，循着各自的理想，有人去了电视台做主持人，有人当了导演，有人写歌并出了专辑，有人当了编辑、记者。就连那少数没离开家乡的人，也渐成当地的文娱泰斗，坐在当年那些爷爷奶奶们的评委位置上指点江山。但愿他们不再逼出一场对台戏，不再让充满委屈的孩子借一场不正规的音乐会来倾诉对世界的愤懑与不满……
　　这就是爸爸青春期最难忘的事，那天晚上激动得有些跑调的音乐，多年来一直游荡在我的梦中，成为我青春记忆中抹不去的注脚，每每于夜静更深时，悠然萦绕在梦中。

来源：读者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