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中国制片人差在哪儿

马兵

没有制片人，投资电影= 被忽悠+ 破产

　　电影是精神产品，天生存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受众群的不稳定性。投资电影属于高风险商业行为，因为投资决策一旦失误，积压在仓库的将是一堆胶片或几盘磁带，既不能清仓甩卖，也不能降价处理。
　　美国的托马斯·哈伯·因斯确立“制片人中心制”的初衷，正是源于电影行业的高风险性和不可预见性。很多导演懂电影，但是不懂市场，他们在艺术上很任性，对成本的自控能力也很差。如果设有制片人加以平衡，投资失败的风险很大。
　　这时需要有专门的人为投资和回报负责，制片人应运而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段没有制片人的特殊时期。
　　1949 年之后，私营制片公司被国营电影制片厂取而代之。这些制片厂模仿苏联的管理体制，建立了 “导演中心制”。
　　当时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没有制片人一职，只有制片主任，他们只负责行政和财务的管理，不参与艺术创作。审看剧本的部门也是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的总编室或文学部，其功能不是判断剧本的好坏，而是从政治角度审视剧本，把好政治关。所以，他们不需要考虑市场和观众。受“导演中心制”的影响，导演一家独大，不受约束，未来电影拍成什么样子，投资人、制片人并不清楚，而导演对投资不承担责任，公映与否、赚钱与否都与他无关。
　　这样的创作模式，必将导致电影投资的非理性和非专业性。对投资人来说，投资电影就是被忽悠+ 破产的结果。
　　制片人疲软，只能傍导演　　在制片人中，张纪中算是一个异类。无论谁是投资人，只要他做制片人，就意味着他拥有绝对的掌控权。
　　张纪中被认为是“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变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成功案例仍被认为是个“孤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导演地位过高，作用被无限放大，片人被架空，只能傍导演。
　　1995 年，商人出身的张伟平偶然给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投资，盘活了这部因原投资人信心不足而临时撤资的影片，从而开创了一条和“名导”捆绑营销的制片人之路。张伟平把所有的宝都押在张艺谋的身上。他的新画面影业公司只生产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张艺谋休息，他的公司也休息，如果张艺谋离开，新画面估计也会关门大吉。
　　与张伟平绑定张艺谋的战略相似，王中军走的也是捆绑“名导”的路子。但与张伟平死磕张艺谋不同，王中军最开始分别投了三个人：姜文、陈凯歌和冯小刚。
　　这种合作模式被姜文称之为“一帮互助”，也有人称之为“英雄制片搭配英雄导演”，其实质还是“导演中心制”。
　　无论是张伟平还是王中军，他们更多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为导演服务的人，不参与也不主导创作。张伟平曾经说过，他只负责前期找钱和后期市场推广，关于导演的工作他从来不干预，“生产、技术那块他全管，我不管。销售这块我管。我们分工很明确。包括演员的确定，谁主角，谁配角，选剧本等等，都是他说了算”。
　　这实际上放弃了制片人对导演创作的监督约束。也放弃了制片人对创作管理的权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好菜坞的制片人被誉为是站在导演身后的导演。
　　很多中国制片人不看剧本，即使看也分不出好坏。好莱坞的制片人把剧本看得比命还重，身兼导演和制片人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每晚睡前必读一个剧本。他当年看到《美国丽人》的剧本后，立即打电话联系编剧和导演。“这是一个能拿奥斯卡奖的故事，一部能成为经典的电影。我已决定投拍这个剧本。明天我们开会，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
　　全球大热的《功夫熊猫》的制片人卡曾伯格也是制片人中的佼佼者。当年提出要拍《狮子王》时，卡曾伯格的想法遭到了迪斯尼内部的一致反对。卡曾伯格一意孤行，最终让《狮子王》成为票房之王。

　　制片人不专业带来的悲剧

　　海岩投资拍摄《五星大饭店》时，“卖掉住房，变卖家具，才勉强保证了《五星大饭店》的顺利制作完成”。《五星大饭店》是海岩第一次自己投资拍的电视剧，总共超支了几百万元。海岩的案例就是一个制片人不够专业的典型。一些无关大局的场景和戏份，他都要从过于唯美和精细的角度来要求，加大并浪费了投资。
　　在纪念《阳光灿烂的日子》面世10 周年的文章中，姜文也承认自己在布景上有些“劳民伤财”。“我觉得烟囱的颜色不对，就让他们上去把它染了，我觉得开场戏里飞机的颜色不对，就把飞机也染了一遍。还有米兰的那张照片，我们拍了23040 张照片，最后选出一张来用。我会固执到那种程度，我拍完了这些，过了瘾，接下来许多方面就没有钱了，当时剧组四处负债，连饭也开不出来了，工资也没有发。”
　　直到《让子弹飞》找到制片人马珂，姜文才摆脱了资金超支的梦魇。
　　制片人不够专业，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超支。对于一个专业的制片人来说，制作电影的重头工作就是前期筹备，筹备的时间越长，准备越充分、越周全，拍摄时就会越顺利，拍摄周期就会缩短。周期缩短就意味着可以节省资金，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降低制作成本，降低投资风险。好莱坞一部影片的筹备周期一般是拍摄周期的3到4 倍， “筹备时间长，拍摄周期短”，是好莱坞制片人制胜的重要法宝。
　　由于制片人不能独挡一面，在与导演的“斗争”中也经常落于下风，反倒带来负面作用。导演王全安当年退出电影《白鹿原》的拍摄，就是因为不能接受“制片人中心制”。在他看来：“目前制片人并不具备把握电影各个方面的能力。可以强调总体把握，不能无视电影各个业务的专业性和创造性”。
　　更多的时候。资历不够的制片人在驾驭导演上处于弱势地位。当年《大敦煌》在制作时，“负责该剧的导演将自己的各路亲戚安排在剧组中。制片人实质上成了导演的傀儡，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制作超支”。
　　职位的不明确，也会给剧组带来困扰。拍摄《理发师》时，姜文与陈逸飞爆发了严重冲突，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姜文在剧组的身份定位不清楚。
　　在这部剧中，姜文是主演，又是连制片人陈逸飞最后才知道的“监制”，而这个“监制”听上去很像导演与导演协商一致后，监制可以对剧本、拍摄计划进行调整和修改。与导演有不同意见时，应尊重监制的意见。双方冲突的结果是陈逸飞宣布暂停拍摄，中途换掉姜文，这样一来，投资方大受损失。

来源：人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