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改判死缓体现法理情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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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讯财经
经浙江省高院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缓——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从中国司法史上看，死缓无一例最后被执行死刑，因此吴英“罪不至死”终于落定。

　　吴英案发至今6年来，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2月14日，吴英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后，最高法院罕见地就这起尚在进行中的案件公开表示，将“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并在4月20日决定将此案发回重审。

　　吴英案之所以引起从司法界到普通民众巨大的关注，在于该案的“法、理、情”皆不明不白。在法方面，司法界对吴英的行为是集资诈骗还是民间借贷存有分歧，退一步讲，搁置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是否量刑过重的问题，与某些上市公司动辄数亿、数十亿的“公开诈骗”却安然无事相比，吴英区区数亿，且来自身边11位“特定的朋友群体”，以死刑伺候，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在吴英案中，粗暴执法也饱受诟病。在问题尚未有定论之前，吴英公司财产已被拍卖，其操作过程和合法性存疑。这一幕，似曾相识屡屡上演。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三项罪名身陷囹圄，15个月后三项罪名终无法认定，于今年情人节前无罪获释。就算有N个情人在门外集体欢迎，李途纯都没心情过好情人节，因未等他出牢笼，太子奶已经易手。名为执法却更像是趁火打劫，失衡的法律天平不能服众。

　　作为围观者，大众身处于案件之外，从专业方面本不适合发表意见，但中国人心中有自己的“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报道称，吴英的资产足够偿债。现在她既没杀人也本有能力还债，何以要置之死地？浙江的司法人员是玩“杀人游戏”昏了头，还是头脑很清醒，或是在为某些人宰杀替罪羊？吴英正好是一只合适的羔羊。其背后不得而知的故事岂能就这样随吴英的肉体烟消云散？吴英不是得道超脱的僧尼，她不会这么和谐地“圆寂”，以供述多名其贿赂的公务人员进行反抗是必然的。

　　其实，吴英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江浙小女子，风华正茂，“激情”做事，有些Hold不住的炫富，但跟那些Hold住公权力发家的富豪、贪官相比，老百姓更不能接受后者。因此，吴英案的“法、理、情”与中国民间文化出现了严重冲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北大、清华等高校学者，以及张思之、李长青等知名律师均致信最高院为其申辩；98%以上的网络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致死，甚至有人呼吁为吴英捐款填补3个多亿的亏空以救其命。

　　在这种“舆论干预司法”的背后，是民众对社会公平、司法公正、金融垄断、民间融资等等问题怀有的焦虑情绪的集中释放，吴英案只是这种情绪的导火索。关注吴英，就是关注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与其说媒体和学界的呼吁是在为吴英的免死而奔忙，倒不如说这是公共舆论在为推动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而努力，体现了公民社会的集体进步。

　　法律永远是历史性操作，是对已发生事件的事后补救，故法律客观落后于现实。
而民心所向的，无非一个“理”字，理横贯古今。法不护理，可见；法破坏理，则法可以休矣。张思之律师的信字字掷地有声，“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对民营企业的“集资诈骗”以死刑伺候，无异于《收容遣送办法》对待遇难者孙志刚，那次事件，国家权力机构在公共舆论的呼吁下，及时对该办法进行了违宪审查并废止。这次最高法院对吴英案死刑执行前进行查阙补漏，是为正义与公正把好了最后一关。

　　英国法学家科克有句名言：法官要“根据法律制定人的意图”去解释法律和裁定案件。判死吴英就是在贯彻“不许民间资本自由流通”这个旧意图。而中国的现实已经变化，即，民间资本亟待自由流通，否则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这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皱褶”。尤其重要的是，温州金融特区的建立、温总对金融垄断的批评和准备将其打破的宣示，已经露出旧法必将修改的意图。

　　叔本华曾说，人生是一出悲剧，只有在细节部分，才有喜剧意味。吴英的人生正是这样一出悲剧，今天才看到喜剧的意味，这是一场法理情三赢的喜剧，若此剧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犯罪死刑改革和民间融资合法化的改革，那就不是吴英一个人的喜剧，而是社会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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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公说公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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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听说说了，真是法、理、情三赢！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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