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荷花

本文刊于《读者·原创版》2012年第六期。感谢柴姑娘，总能带给我们如此感动。


文_柴静


　登船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那一年他13岁，拄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潮水一样往上拥，刚开始没有一个人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士兵拿枪托拼命往下压他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托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
　　船要关门，门口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被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叫喊的声音，“就像鬼叫一样，大声叫，都在叫。”
　　有些没挤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枚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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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离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破碎。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
　　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20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让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吗？”
　　9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石榴子，忍不住低头吃了一口。
　　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再也看不到他妈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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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
　　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过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60多年前，南京的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又不敢回家，就跟着人流走，走了6个省，1000多公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上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军来了”，第一个士兵慌忙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高秉涵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高秉涵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剩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下着小雨，他一个人走，腿已经肿了，还爬满了蛆虫，没有鞋子，拿破布裹在脚上。雨越下越大，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他发现一个土地庙。他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
　　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印有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的腿就冲，把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用纱布把我的腿包住。我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他是共产党。”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你妈吗？”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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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


       他跟着200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法安置，没人顾得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能够生存，是靠着他妈放在包袱里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一个人到山上去了，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的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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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勤时冒险抱着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征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4天里，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1.3万人，从岱山2万多人口中带走4000人。
　　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站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己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陆海空军刑法》第97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作死亡判决的时候，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
　　“他说早一点枪毙，他的灵魂就可以早一点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一个……杀死想回家探母的人的刽子手。”
　　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尽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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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却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收到信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着一个碗、一双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一段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的冲击，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80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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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愁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情感的只有故土。“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是因为他最爱偷吃桑葚，一脸的蜜汁，风一刮就糊上了一脸土，总有苍蝇围着他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很多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馆”，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20世纪80年代，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3公斤的土，分给100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一刹那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壶呀！”
　　28年了，在他家的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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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立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种心情，真是形容到家了。”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揪了一把树上的榆钱，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13岁离家、如今年近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当年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的。这个大时代让我遍体鳞伤，那我既然已经活下来了，我这一生就要发一点光呀，要使死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
　　他是同乡会会长，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都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就把自己的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次遇到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重七八斤。他的体重只有44公斤，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坐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有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里，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就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了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回到梦里去——那里有最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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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依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接收。
　　他找到村子里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的。”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对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的不太一样。这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将来还有孙女出生，想叫佑华。
　　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情怀？”
　　“就好比一只小狗，有了一个新的狗窝，你
　　放心，到晚上它还要去它原来的狗窝。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它的味道。”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地下室的侧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件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快80岁了，还是像小孩一样。”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犹如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