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23日李鸿章致电丁汝昌“若水师主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可见李鸿章不是让丁汝昌坐以待毙,而是让他率舰队坚决迎战,而丁汝昌却不听李鸿章的,结果坐失良机,主流史学界却说是丁汝昌多次请战,而李鸿章就是不让他出战,完全颠倒黑白,真不知这帮人是怎么想的!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时还有两事可表,其一,当时南洋有一只兵船‘镇海’舰,为日本兵船俘获,舰长被俘后便跪在日本人面前求免一死,他说:“现在日本作战的是北洋舰队,镇海是南洋舰队,驶到这并不是和日本作战的,请贵军饶恕我吧。”这就是当时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的写照。陈独秀说:“那时只知道读书吃饭睡觉,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到甲午年,才听人说日本国把我们打败了,到庚子年,又听说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作国,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万国中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人。”他的话就是那时中国人的缩影。
其二,就在北洋舰队坐以待毙时,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两支舰队则隔岸观火。北洋水师给南洋水师的电文说由于对日军“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因此请求南洋水师派船增援。南洋水师给北洋的电文却是“无兵可调,无饷可筹”。无语!晚清中国表面上铁板一块,内部则勾心斗角,地方利益永远都没有真正服从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算盘。清国三支舰队表面上看都隶属于海军衙门,但实际上分别属于不同派系。在南洋水师、广东水师眼中,北洋水师财大气粗,是命运宠儿,他们内心早就嫉恨得不行,巴不得老天爷让它早一点倒霉。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竟然希望自己的兄弟部队在对外战争中失败,这种事只有在中国近代才发生过。
陆战海战每战必败,必须议和了,最终李鸿章于1895年4月17日用颤抖的老手在《马关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在这插一句,谭嗣同在甲午时的表现如何呢?他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50两银子,加起来10亿两白银,2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
《马关条约》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让大部分中国人深感愤恨,既痛恨日本人的狂妄暴虐,又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当然,恨日本人也不能真去日本跟人家决斗,恨朝廷也不敢造反,于是,只能把无限的怨气都撒在李鸿章身上。甲午战争后民间舆论对李鸿章进行暴风骤雨似的谴责,李鸿章的轿子多次被人写上“汉奸”二字。
除了痛恨外,《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人的还有失望,历来我们都是老大帝国,东洋倭人总是比我们矮一块,可现在我们却要向人家低头,学生把先生打的满地找牙,这是为什么?于是有一批人开始以日本为师,探求日本的强国之路,想以日本成功的经验让中国强大。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因为《马关条约》而觉醒,他们明白了,造成中国衰弱的不止是枪炮不行,不止是制度问题,祸根就在这个政府,他们认为都是这些关外来的满人将中国弄得一塌糊涂,使本来灿烂的中华文明蒙羞含垢,所有罪责应由满人承担,自1644年起中国人已经做了200年亡国奴,只有驱逐胡虏才有中国复兴,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中的老大就是孙中山。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我们彻底战败,甲午我们为什么战败呢?一言难尽,我们从非军事原因说三点,1.拒绝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固步自封。英国人赫德说:“我告诉他们(清国官员),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像饿狼投掷一片片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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